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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19日召开的湖北省政法工作座谈会上，荆门市政法委首次公开总结了佘祥林“杀妻”冤案教训。在总结材料里，荆门市政法委认为佘案的发生，尽管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因素，但更多的是执法办案中的诸多主观原因:首先是主观臆断，有罪推定；其次是监督乏力，制约不够；再次是执法主体素质不高。
但令笔者不解的是，对制造冤案的元凶——刑讯逼供，在报道中却没有提及。但即便有这种可能，至少有一点也是十分明确的:刑讯逼供问题，在总结材料里，并没有被列为重要问题，没有被摆上突出的位置。
佘祥林冤案之所以产生，固然有诸多环节的问题，但关键的一环仍在于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的存在。因为，在佘案中，受害人张在玉根本没有死，佘祥林当然也没有实施作案，照理说根本不可能出现与现场完全一致的“有罪供述”，也不可能出现证据与案件事实、证据与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吻合的结果。是什么使然？是赤裸裸的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连续10天11夜的严刑拷问，不遗余力的指供、诱供，最终使佘祥林作出了有罪供述，并指认了作案现场，至此“铁证如山”，冤案由此铸成。
为什么不把刑讯逼供问题重点摆出来？笔者无从猜测，或许是无意间的忽略，或许是某种有意的淡化。如果是前者，说明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尚没有正确认识；如果是后者，则不排除有关部门有心避重就轻、避实击虚、开脱责任。不管如何，二者都不是正确的态度，都于彻底杜绝刑讯逼供、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十分不利。依笔者之见，对佘祥林冤案而言，要“查找执法突出问题，深入细致挖根源，强化措施抓整改”，是万万不可漏掉刑讯逼供的。否则，所谓“总结教训”、“举一反三”，就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完整性，甚至其诚意也值得质疑，更无助于达到提高政法队伍素质、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的目的。
(原载7月21日《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