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官员“落马” 图书腐败有多深？

　　记者日前在山西、广西、江西、四川等省区调查发现，由于长期以来教材教辅被垄断发行，“潜规则”导致一些地方折扣回扣暴利惊人，使得原本在大多数人眼中，并不起眼的诸如新华书店之类的出版发行单位越来越成为腐败“扎堆区”。一批批官员前赴后继落马。出版发行“水”有多深？是谁造就了这个腐败链？我国部分省区市审计部门日前撬开了“冰山一角”。四巨贪：出版发行界腐败样本

　　巨贪一：高生荣，山西临县新华书店原经理。

　　贪污公款700多万元。2005年初，高生荣因犯非法经营、单位行贿、贪污罪等多项罪名，被吕梁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998年至2001年间，临县新华书店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生荣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从太原、上海等图书批发市场购买中小学单元测试卷、课课通、节节练等非法出版物，共购进教学辅导书码洋420余万元，销售给临县各学校牟取暴利。为推销非法出版物，他还分别向临县94个基层教委、中学等单位行贿160余万元。

　　巨贪二：侯福康，曾任贵州省新华书店教材、教辅发行中心主任，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机关服务中心原副主任。

　　贪污受贿470余万元。去年底，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贪污罪判处侯福康无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1994年初，侯福康时任贵州教育出版社下属的华兴文教书店经理。在此期间，贵州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王伟力(另案处理)将《道路交通管理知识大全》一书交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还与华兴文教书店签订了包销该书10万册的合同。

　　2000年至2002年，侯福康时任贵州省新华书店教材、教辅发行中心主任。他利用新华书店对教材的统一征订和发行权，将外地出版社的印刷业务拉到贵州来印刷，并对印刷厂提出具体的、不断更换比例的“印刷业务费”和“宣传推广费”。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向贵州某印刷厂及北京某出版社“收取”这两种费用达413万元。

　　巨贪三：刘彻，曾任湖南省新华书店财务部经理兼审计科科长。贪污千万元炒股，几乎血本无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74万元。去年初，刘彻被判处死刑。

　　1993年8月至1998年6月，刘彻在担任湖南省新华书店财务部经理兼审计科科长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增成本平账的手段，将1235万元公款直接转到其私人股票账户上，用于弥补个人炒股亏空。案发后，仅追回60余万元。

　　巨贪四：伍达仁，曾任广西来宾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柳州地区新华书店总经理。

　　因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去年底，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2月，时任柳州地区新华书店总经理的伍达仁接受柳州地区新华书店发运站站长黄雄军代表发运站送的1万元。事后，黄雄军经伍达仁签字同意，以宣传广告费的名义报销入账。

　　1998年至2002年间，在每年召开全地区新华书店经理年终总结会议时，伍达仁召集书店领导研究决定，将从原来宾县新华书店、融水县新华书店提取的应上缴柳州地区新华书店的管理费等费用共计55.1万元分给与会人员。伍达仁分得19000元。

　　审计：审出出版发行腐败的“冰山一角”的是出版发行腐败的“个体”，其实，在这个腐败链中，人们同时关注着是谁造就了这个腐败链？腐败温床是如何产生的？

　　通过对数十所高校的财务收支审计，江西省审计厅最近发现高校购置图书私分回扣的问题严重，普遍存在截留私分现象。审计人员发现，部分大学图书购置回扣来源主要来自新华书店和一些直销书商。

　　回扣，名义上被称为发行费，回扣比例一般为15%至25%，有的高达30%。新华书店和直销书商对高校图书发行费回扣一般采取两种形式：其中8%、10%或15%现金返还到学校财务处账上，另外10%左右直接送到学校教务处教材科或经办个人。

　　江西审计人员发现这些回扣的最终有两个去向：一是上交学校财务处账上的图书回扣由学校财务处和教务处共同支配。二是新华书店、直销书商直接另给学校教务处教材科的图书回扣，一般由领导和经办人员分大头。

　　高校对购书回扣进行财务处理的几种方法：一是学校财务处收到8%-15%购书回扣一般挂列往来账，有少部分可能作学校事业基金增加。二是教务处收到的另10%左右直接形成账外账“小金库”。

　　去年，四川暴出的高校购书腐败案与江西的情况非常相似：购书回扣高达30%，13所高校中36名干部或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3名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高达1200余万元。切除“毒瘤”亟待从体制入手

　　专家认为诸如购书回扣等高校教育腐败问题，原因在于学校设置权力时缺乏制约和监督功能，权力一旦过于集中，就容易为腐败滋生提供温床。缺乏制约和监督固然是一个方面，更根本的，还是当前教科书的垄断经营。

　　专家认为，要铲除出版发行界腐败现象的根源，最重要的还应从制度入手。一是打破垄断，走多元化。尤其是鼓励民营书业，以及外国资本注入中国图书发行，尤其是教材教辅发行市场。二是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出台政策，根据教材教辅类类图书的印码和销量的多少，在考虑出版社及图书商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制定最高限价。尽量减少图书定价与实际销价的差距，使购书回扣成为无源之水。三是实行“阳光操作”。学校每年对当年教材教辅价格进行公示，接受学生、家长监督，甚至教育、新闻出版部门每年举行听证会，来确定教材教辅价格。据新华社新闻来源：法治新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