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走到武汉

　　我曾从北京走到武汉。

　　那是快四十年前的事了，我正在北京读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忽一夜之间使天地变色。什么“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搞得人们晕头转向。

　　正在这个时候，1966年的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可能记得，步行串联最盛行的时候，全国城乡，大路小道，到处都可见到一队队背着背包，扛着红旗，戴着红袖章的学生步行小分队。那也是一道风景啊。因为我们行动快，开始徒步串联最早，人们当时还不明所以，感到很新鲜。有不少人问：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当时很感自豪，回答：“学习红军，徒步串联闹革命。”有些好心的司机，赶大车的农民，见我们这么走着，还背个大背包，挺费劲的，都热情地邀我们上车，要带我们一程。我们当时真是豪情万丈，说：“谢谢您啦！我们不坐！我们就是要学习红军，步行长征的。”因此，从北京到武汉，我们没有搭过一步便车，平均每天都要走一百来里，前后走了两个多月。

　　今天想想，这次步行，也是我的一段人生阅历。

　　1966年3月份，邢台发生了7.4级大地震，死了几千人，周总理还亲自到灾区慰问。我们决定到震中看看。晚上，我住在一位大婶家里。这位大婶的家也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生活还非常艰难。那天，我还病了，大婶听说，不知从哪弄来的白面，专为我一人擀了面条，做了一大碗，还卧了两个鸡蛋，端到我面前。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一个过客，陌路相逢，怎么好意思吃呢？我不吃，大婶说什么也不干。她说，你是北京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你不吃，我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周总理，说着眼泪就下来了。看大婶情真意切，却之不恭，我只得吃了半碗。

　　那个时候的人，就那样单纯。

　　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真难以想像，但难以想像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就是发生过。我们走那么远的路，吃饭怎么办？很简单，走到哪吃到哪。刚开始几天，到一个村镇，我们便找负责人。村镇负责人就安排我们到老百姓家吃派饭，不要钱。后来，步行串联的人多了，可能有了通知，各地都设了接待站，专门安排食宿。学生们到了，只登记一下，便安排接待。临到一处较大的集镇，或是县城，开饭的时候，人山人海，像赶庙会。住宿一般多安排在礼堂，或学校教室，地上都铺着干草，打开背包，摊开随身带的被褥，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间教室可睡几十人。若是礼堂，则是好几百人睡在一起，说梦话的，磨牙的，放屁的，好不热闹。伙食菜多是熬白菜、煮萝卜，主食多是用豌豆面和地瓜面做的混合面窝窝头，吃长了真是难以下咽。

　　大概一是劳累，一是少营养，途中我病了。刚开始是浑身没劲，后来是胸部发疼，再后来是感到胸部有水，时间一长，还能感觉到水在流动。人也一天天消瘦下去。那个时候，讲的是学习红军千难万险只等闲的革命精神，有点儿病算什么？再加上年轻，我就挺着。记得过大别山时，正是风雪大别山。那天元旦，我实在坚持不住了，便一个人在河南潢川县城的一个礼堂里，躺了二十多个小时。到二号凌晨，感到有点劲儿了，再爬了起来，向队伍追去。雪后大别山，银装素裹，山路弯弯，十几里地不见人踪。我从凌晨两点多，一直走到夜里十二点多，从潢川县城走到新县县城，走了120多里地。那是我整个步行串联过程中，走得最多一天。事后想想，真有些后怕。

　　过了新县，便进了湖北，伙食大为改善。吃上米饭了，菜的质量也好多了。大家似乎添了劲儿，加快了脚步，不几天便到了武汉。

　　一到武汉，我就去看病。一进医院，就被大夫留下了。

　　大夫诊断的结果是，我得了严重的黄疸性肝炎、结核性胸膜炎，必须立即住院治疗。我口袋里没两块钱，怎么住院？可大夫根本不管这些，立马就让病房腾出了一张病床。按现在的眼光，这简直有些匪夷所思，可那时就那样。我只得老老实实住进了病房，检查、治疗，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吃饭我也没有钱哪。主管我的大夫就跟食堂打了个招呼，让负责给病房送饭的大娘也送我一份，我只签个字。大夫还一再嘱咐，想吃什么就要什么，能多吃就尽量多吃。不好意思的是，我虽然病成那样，还特别能吃。时间一长，连送饭大娘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可大夫和病友都劝我别管那么多。就这样，只用了40多天，我的胸膜炎和肝炎，就都治好了，而且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至今再没犯过。因此，在我的心里，我一直对武汉市的医院、大夫，心存无限的感激之情。

　　1967年初，中央下达了通知：停止了串联。

　　顺便要交待一句。我毕业后，接到学校转来的医院饭费欠条，共70多元，我如数寄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