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的尴尬

　　天下文章不怕改，这是被无数作家实践与名言所证明了的。曹子建不就说“有不善者，应时改也”么？到纪念馆看名家手稿，在一睹字迹风范之余，更可从那天地边框、字里行间的增删勾画中，寻窥到大家的思绪脉络与行文路径，是一种享受。

　　但愈改愈糟的事同样是不乏其例的。比如我读1951年版的《曹禺选集》，就大吃了一惊，见到的分明是一个另类的《雷雨》！曾经闭目即现的那位忍辱负重、呼天抢地的宿命的

　　这戏是曹禺改的么？曹禺会如此“发昏”么？读田本相的《曹禺传》可知：1950年大师以空前的勇气与热情，要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把自己“煮一遍”。他认定原剧“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他“自觉”地对十七年前即轰动海内外的处女作、成名作兼代表作的《雷雨》，进行了全身器官的大更换。这样的结果下来，正如他自己事后所说：“越描越糟”。“文革”以后乃至近年出版的《雷雨》，终于又通通恢复了当初的原貌，花大力气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终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老舍身上。老舍对已发表过的作品历来是不愿再加修改的，然而他也破例了。以《骆驼祥子》为例，解放后出过多种“改订本”，每次删除与更动越来越大。那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被裁截了；人物阮明被删掉了；连如下的议论也被视为禁忌：“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死岗子去。”原汁原味悲剧的祥子走了，独有的北京情味淡了，生怕拢了“丑化劳动人民形象”的边。版本繁杂的名著，终于在跨越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后，遇上了“手术”的尴尬。在一时笼罩的有形无形的引力下，大师也未能幸免地干上了“越改越糟”的傻事。

　　其实此类“傻事”是早已有先例的。当年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先是有人指责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反对红军的哥萨克支持富农、帮助人民的敌人，接着是斯大林对语言改革甚感兴趣时，因作品运用生动的哥萨克人语言而受到审查，前几部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语言经过“纯化”后，变得苍白无力。作者不得不向高尔基求援，制止那些把小说改得面目全非的“检查人员”。而斯大林本人，就曾亲自出面来说服作者，让主人公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

　　写作是心灵的自由放飞，是生活的独特融合，一旦受某时某境某势某说的牵掣，囫囵吞枣地从某种条律出发，失去自我，缺了主见，能够越改越好么？迄今不见新的大师出世，曾经魅力四射的大著甚至一度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历史是筛选器，时间是过滤仪，今天，当我们以近一个世纪的距离回望这些“沧海桑田”，不是那样妍媸易辨、泾渭分明么。

　　至于那些关系亿万人生存祸福的文献，于正式发表后，再对原文作大修大改，删除经不起检验的“败笔”，加进新内容，如牧惠先生所说把近三十年后的经验，总结在三十年前的文章中，并且不加任何说明，这样的“手术”是美容，是“避讳”，抑是应了以前老以为是胡适首创、如今证明纯属栽赃的那句“历史是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名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