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出本集子，选收的主要是新世纪以来发在报刊上的近作，还有一些是以前结集时遗漏的篇什。为什么要收二十几年前的旧作呢？除了表示“不悔少作”，有意保留外，还有一层原因，是其中有几篇系我与妻子高桦合写的，也是我们在新时期投身文学的发轫之作，对我来说，自有其非凡的意义。例如，发表在1978年第四期《人民文学》上的《评〈严峻的日子〉》是我同妻子以笔名合写的第一篇评论，虽然尚有“文革”语言的残迹，却是较早射向“四人帮”的“三突出”创作公式和“打倒走资派”谬论的一支响箭，颇具影响。又如，
发表在1979年2月28日《工人日报》上的《挂甲屯的爱和恨》，是她采访后写出初稿，又经我补充润色的。这篇不足千字的散文，当时非常轰动，3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日报》又在3月号予以转载，只因它是呼吁为彭老总平反昭雪的先声前奏，故而备受重视，屡屡获奖。
所以这样编选，更深层的初衷，是要把这个集子，作为献给妻子的金婚礼物。我们五十载相濡以沫，算上炮火纷飞、激情燃烧的日子，又岂止半个世纪！我和妻子都是少年参军，扛过枪、渡过江，后来又都干上了编辑，一起步入文学殿堂。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她则开朗活泼，热心助人。不仅是贤内助，也是“强外助”，里里外外一把手，使我得以专心业务，发挥所长，为文学编辑事业稍尽绵薄。
我们在“文革”前后曾两地分居11年，是她凝聚和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四口之家；我曾几次重病，切了大半个胃，患上肝硬化，又有冠心病，是她求医求药，陪住护理，平时衣食照料，长期叮嘱吃药催诊，使我保住性命，得以年逾古稀；她的经历比我丰富，当过兵，做过工，演过戏，负过伤，“文革”时受过冲击坐过牢，所以我初写小说时，均以她为原型，反映其从部队到地方的斗争生活。例如以钟惟笔名发表在《上海文艺》1978年第一期篇首的小说《浸血的白花》，内容是写“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尽管粗糙些，确是我们“为时而作”之现实主义的处女作。即使是我陆续出版的几个集子，也都由她剪辑抄录、整理编排，煞费苦心，真是“军功章也有她一半”。她在新闻单位当编辑，要坐班编稿，出差采访；还凭着个人的热情和活动能力，团结了一大批环境文学的创作力量，组织了专门研究环境文学的组织。工作比我紧张得多，却担负了全部家务，把我惯成了在家不问琐事，“坐享其成”的“甩手掌柜”，她则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此时此刻，面对她两鬓斑斑白发，劳损变形的腰腿，我深感愧疚，只能自责一声：老伴啊，我欠你太多太多！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长相守的缘分，是我们互谅、互补、互信、互助的结果；是共患难、共欢乐、共爱憎、共进退的磨合历程。正由于此，这个集子才题名“共渡之什”以示我的这番心意和出书的题旨。也是我们金婚的纪念吧。
离休后，我俩发挥余热，继续干着我们喜爱的事。她参与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工作，我则依旧编编写写，也投入她组织活动的行列中，其乐陶陶。但愿天假以余年，或许我们还会有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