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国学“不缺席”_新闻中心

中国发展，国学“不缺席”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2日14:43 中国新闻网

从北京传来文讯：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以探寻重振国学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向以培养行政人才、弘扬马克思主义为办学宗旨的，如今却把视野投向国学，岂不值得探索、思考？　　为了设立国学院这一创举，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畅谈了他的所思、所感及所为。鉴于近百年来国学经历了沧桑变化而渐趋衰微。纪宝成严肃地指出：“本土文化的流失、文脉的断裂，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所导致的恶果，学术文化饱受政治的牵制，落后挨打的处境被归咎为中国传统文化，致使国学的意义被质疑，国学的价值遭到否定”。　　纪宝成认为：“国学是体现民族魂魄的基本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漠视传统文化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决不是‘杞人忧天’”。　　以西方论点阐释中国文化　　这一文讯可说是“空谷足音”，令人有不胜今昔的感慨。因此不妨试一解读关于国学的一点脉络。　　首先要问什么叫国学？　　据辞书注解，国学就是“国故学”。明确指出是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学问。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保存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学术典籍，是宝贵的遗产。近现代有一位章太炎，堪称国学大师，他所着的《国故论衡》是煌煌巨制，分上、中、下三卷及其它著述合编为《章氏丛书》，提倡“国粹”，影响深远，他也“粹然成为儒宗”。鲁迅曾于日本东京向章太炎修读过文字音韵之学。　　但是国故之学历经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汇碰撞引起变化，已是参照现代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学问了，而非集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于一体的那种“国学”了。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清华大学设立的国学研究院，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以吴宓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曾用“西学”观点讲授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撰写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划时代的学术名著。如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并指导中国史学史、东西交通史等专业研究，提倡“史界革命”、“诗界革命”……也成一代宗师。如陈寅恪，于清华国学院讲授两晋南北朝隋唐史、佛教翻译文学、唐代乐府等课程，对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的研究造诣很高，是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史学家。而赵元任，于清华国学院以语言音韵学的专深学养培养专材，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诗起了先导作用。《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谱曲，就是他的创作。　　在国学的发展过程中，胡适也曾重视国学。北京早年出版的《国学季刊》就有胡适撰写的发刊宣言。胡适当年为助青年研究国学，曾列举了“历史的国学研究法”，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系统演进的顺序做我们的国学历程”。接着，他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供初学者阅读、参考。　　对治疗“社会病”有益　　国学有过辉煌的时代，但也遭到过冷落、曲解与嘲讽，甚至衰微，正如纪宝成所分析的因果关系。可是客观的历史规律是不以主观的意志所能否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受到西方及日本学术界的热情研究。又如孔子的思想见于《论语》的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等贯穿着“仁”学，也受到西方的关注、阐述。因为孔子讲仁，“仁者，人也”，就是“拿人当人”，也就是“爱人”。他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金耀基所说：“孔子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发展了一套人文主义的伦理学”、“其基本关怀始终指向现代社会生活。如何建立一个世俗的和谐秩序”。但是孔子讲“仁”不是无原则的，而是要爱憎分明的，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见《论语.里仁篇》) 　　北京曾展开过新儒学的研讨，也就是对国学的研究，达致的共识是倡导对国学的重视绝非叫人钻故纸堆，而是对外多建立汉语教育基地，在海外多建立孔子学院……这些措施，可以配合国家外交所采取的策略。记得新加坡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曾揭示东方的儒家学说、伦理道德可以治疗西方国家的沉。而针对我们国家当今社会道德沉沦、人欲横流，不重义利之辨的现状，国学的精义也是救治的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振国学声中，有一位薛涌先生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以《重估国学的价值》为题写了一篇长文，认为“如今中国正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要面临和世界文化融合的问题”，“也要承认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因此国学不仅是汉文化为中心，也应包容各族的文化。薛涌建议国学院改名为“中国文化学院”也许更为贴切。　　看来，“必也正名乎”的研讨、争议会在南北展开。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作者：曾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