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字体: 大 中小』北京市发改委昨天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市户籍人口超过1170万，该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提高进京门槛。（见《北京娱乐信报》7月22日）
面对人口增多的现实，人大常委会委员晏懋洵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不能坐视北京人口这样快速增长了，应该提高进京门槛标准。”他表示，“采取行政手段在当今社会显然不可取，但是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手段等方式。”看来，晏委员是个聪明人，看
到了利用行政手段的弊端，不过最终目的都是提高进京门槛标准。而这在笔者看来，不论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高进京门槛标准，都意味着公共政策公共性的降低。
提高进京门槛标准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物，限制外地人进京的建议似乎一直都没有从我们的视野淡出过。不过这种进京门槛标准的设立似乎都是针对北京人以外的“外人”，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凭什么中国的首都仅仅允许北京人和那些符合条件的人进入？难道老百姓就没有这种享受首都北京的权利吗？撇开这些不谈，笔者关心的是，这样的公共政策能出台吗？如果出台了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说，公共政策立足于“公”，是公共权力机关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工具和手段，因而公共政策与一般政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可是，在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却往往出现偏离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象，也就是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公共政策成为少数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提高进京门槛标准，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体现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上。公共政策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它是公众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维护公共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目的。进京门槛标准的提高明显背离了这个目的，是偏离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当然也就偏离了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的方向，这样的公共政策只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一旦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共性，就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表现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而理论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具备帕雷托最优，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是现实与理论总有所偏差，比如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和政府各部门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制定和实施对自身有利的公共政策，从而从中谋取个人私利和集团利益。我们知道，政府及其公共政策是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还是仅仅为少数人、少数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政府及其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和程度，是判断和评价政府及其政策的正当性、有效性的基本标准。并且公共利益是具有社会共享性和非排他性的,任何人对公共利益的享有都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公共利益的享有。而提高进京门槛则偏离了公共利益是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共同利益的特征。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提高进京门槛标准是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由于政府的政策问题都来源于公共领域，目的是解决公共问题，治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并且以公共权力为保障，因此公共决策的价值取向只能是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对提高进京门槛说不！外地人和北京人同样享有作为公共资源——首都的权利，而不论出身和学历等条件！(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耿红仁)(2005-7-230:10:12)(2005-7-230:04:30)(2005-6-8 7:42:13)(2005-6-713:29:36)(2005-6-10:04:01)(2005-5-7 9:49:42)(2005-5-510:55:33)(2005-3-150:05:00)(2005-1-10 0:17:03)(2005-1-9 0:2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