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文学的庙堂梦

　　“棒棒”的情事、退休大娘记忆深处泛黄的知青生活、打工者在城市里辗转的辛酸和幸福……

　　这些似乎一直被下意识忽略的“草根”们的内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座城市的某些细坡小巷，从数年前一个平常的初春开始到这个烈日炎炎的盛夏，不断以迫不及待的姿态向关注或不关注他们的大众集体袒露。

　　在这个大众写作的文字狂欢年代，他们用笔参与进来，既在其中享受追忆的趣味和表达的快乐，也希望用他们自己能够传达的，粗砺但真诚的原生态生活信息在这个话语汹涌的江湖里脱颖而出。

　　劳动产生文学，但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文学更多是高居庙堂之上。热爱文学的“草根”们及其文字的顽强存在和不时凸现，在今天愈加丰富着我们日显多元的文学价值观，也似乎在提示着事物不可规避的从简朴到复杂再到简朴的回归。

　　人民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塑造着我们的生活。“草根文学”在近年的频繁进入似乎在表明，草根阶层的爱与恨也值得高歌，只是，这些“草根”是真正迎来了自己文学梦想的春天，还是像野百合一样只能在社会的一角静静地开放？他们是求名？求利？抑或是纯粹的自娱自乐？……在这场文学的全民运动里，让他们以及走进他们的我们，都一并等待一切在未来的时光里磨砺和显现。激情“草根人”，澎湃“草根性”

　　今年5月，重庆一个名叫申成源的“棒棒”让世人看到了“草根文学”的某种成功：由其创作完成的、描写“棒棒”情感生活的小说《棒棒军的爱情鸟》被重庆电视台看中，拟拍成电视剧。第二部小说《职业介绍所》初稿业已完成。

　　同月，北碚区下岗工人李杨康创作的长篇小说《走过肮脏的岁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又是5月，我市一位年过半白的老人周荣琪，花3年心血创作完成了38万字的小说《扳命》，以老知青的身份誓将她认为最真实的知青生活呈现给大众。

　　6月，重庆某报又曝出消息，一位来渝打工的安徽妹“飘雪”，撰写了一部长达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谁动了我的红唇》，并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本月，本报报道，一位来渝打工的东北小伙子梁东（化名）关于风尘女故事的近10万字的小说《花落花纷飞》，又在网上发表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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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不断有来自社会底层或相对边缘群体的文学作品紧锣密鼓地出现，其激情澎湃之势，似乎要一头撞开文学殿堂的大门。这群身为平民的文学爱好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写作几乎没有技巧或者技巧相当粗糙，但他们无一不在十分用心用情地体会与记录着自己和周围的人和事，其作品往往以简朴的文字直接反映底层百姓和边缘人群真实的生活境遇及思想愿望，在独特的感染力之余，还有着明显的平民性和地域性。

　　这就是近年文学界热中谈论的“草根文学”——这个最初来源于欧美文学殿堂的高雅称谓，现在似乎正被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群意愿坚定的追随者再次定义。

　　其实，细探之下，仅仅在我们山城重庆，“草根文学”一直就不是一块被荒疏的土地。在充满魔力的文学理想的感召下，一直就不乏痴心跟随的“草根人”带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草根性”，留下一窜窜清晰的足迹。

　　近日，来自北碚区的文学爱好者雷洋告诉记者，他与另外4名文学爱好者合开的“乡草文学”网站，自1993年开办以来至今10年间，每天平均保持有100多人次的点击率，而其本身凝聚的固定的“草根”写手，就达200多名。同样，璧山县文管所赵中兴也给记者提供了最新的消息：一群来自永川、大足、荣昌、璧山、秀山、北碚的数百名文学爱好者，一起筹划开办的诗刊，今年3月终于以“大风”的响亮名字与世人见面了。这群人中多数是农民、打工者、下岗工人，他们贫穷困顿甚至饥饿，但为了自己钟爱的文学信仰，热血沸腾地投入了这项并非生存攸关的事业。

　　比起前两者的昂扬阔步之势，来自大足的《长风文学》也锐气不减。据该杂志负责人张历法介绍，3月创刊的《长风文学》拥有的来自本县的打工者、退休工人、下岗工人以及农民作者就有数十人，且创作激情十分旺盛。

　　“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张炯曾明确表示，“草根性”这一概念虽然在欧美文学中由来已久，且至今在中国当代文坛仍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但因为“草根文学”作品近年来的不断涌现，这一现象正在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因此，当你得知今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浙江作家节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竟然是非主流非精英的“草根文学”时，你就会不以为怪了。据悉，这次来自全国的几十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围坐在鲁迅故居百草园皂角树下的激烈讨论，也是我国文坛首次专门针对“文学的草根性”展开的探讨和争论。

　　“草根文学”，也许注定要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在“草根”们加倍向往的神圣的文学殿堂里，谋得一席侧身之地。为了灵魂的家园，用笔“说话”

　　为什么“草根文学”在民间如此兴旺？或者说，这群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年龄不一、职业各异，并不富裕甚至连生存都堪忧的文学爱好者，为什么会一边从事着与文学毫不粘边的工作，还一边念念不忘文学创作？

　　这个问题对于北碚的李杨康来说似乎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我一个月只有100多元生活费，如果我不搞创作，可以节约很大一部份钱吃稀饭，然而我却不愿意饱着肚子让精神空虚。我总认为，人活着要体现一种价值，我的这一爱好恰好可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就和它铆上劲了，而且无可救药。

　　如果说，对文学的固执爱好于李杨康可以归纳为“走火入魔”，那么，璧山文学爱好者赵中兴就是一种“精神皈依”。他认为现代人本来就空虚浮躁，而写作是一项纯个人的沉默的精神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精神世界始终是愉悦和充实的。所以，追求文学境界的人多半是些理想落魄者，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早些年在“棒棒”生涯中几经挣扎却笔耕不辍的旦子在告诉记者他的写作动机时，答案与众不同。他说他想“说话”！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郁闷和痛苦了，因而有太多值得“说话”的理由，不“说”不快呀！

　　而对于同样以“棒棒”为业的申成源来说，写小说“就是想拍成电视剧，也想赚钱”，他认为这既是他作品成功、得到认同的标准，也是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准。

　　在这里，我们似乎无从逐一归纳每位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缘由，正如我们无法预知他们最终要走向何方。但当我们反思创作最根本的原动力，我们无疑会得出一个十分简单的结论，正如一位叫“烟水一抹”的作者在“乡草文学”网站上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开始寂寞，他都会在寂寞的时候发出一些奇异的语言，或者说动作……我一直都在寂寞，只是无力改变……于是，我让自己不停的说话……

　　贫穷，困顿，寂寞，不安全感，想“说话”的欲望，无力改变又很想改变的现实生活……凡此种种，将一群表面平常而内心丰富的有心人推上了似乎高不可攀的文学之路。

　　于是，粗糙得如旧棉袄般的“草根文学”便成了大众作者的表达成果，他们借助文字抒情、吟诵、嚎叫，不思技巧，不吝笔墨，正如本市女作家漆园子所说的那样：“草根文学”的文字可能不经典，可能少技巧，但它有很多原生态的信息，它就像我们的民歌“信天游”，可能是粗砺的，但一定是真诚的。

　　而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怡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社会多元化的结果，是大众文化兴起的结果。随着社会发展，文学正在成为大众娱乐、自我娱乐的一部分，人们既需要高雅文学提升自己，也需要在通俗文学中求得轻松。西南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代迅也认为，大众艺术产生的条件是：社会富裕度、闲暇时间增多、传媒越来越发达。在传统的“精英文学”之外，大众文学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健，公众的阅读趣味越来越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草根文学”属于大众文学这个大范畴，大众关注的不是它的文学性、艺术技巧，而是它表现的独特生存状态、与社会的独特关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学的概念、范围等都要重新定义。刘晓潇——我要“说话”就写作

　　姓名：刘晓潇（笔名旦子）

　　性别：男

　　年龄：42岁

　　最高学历：高中

　　职业：上世纪90年代初起在重庆从事“棒棒”等下力工作，近年创立重庆棒棒军搬家公司，任总经理。

　　从文事迹：拨弄文字始于18岁高考失败后。先以白描手法记录身边人和事并在县级刊物上发表，后在重庆从事“棒棒”职业期间，又进行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创作，共计发表文章百余篇。

　　人生理想：工作肩上挑，文字手中出。争取工作、文字两不误。

　　我出生在四川富顺一个偏僻的乡村，从小就做着文学梦，大概高中时，我就有点想当作家的意思了。那时作家对于一个身处农村的穷孩子来说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感觉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可我渴望成为那样的人，于是高考失败后就拿起了笔。

　　我第一次写文章，是在经历了一次不平遭遇后，郁闷积胸，难受之情无以排遣，于是收工回家后，就着一盏煤油灯一张纸，开始抒发内心的情绪。

　　文章写成，情绪也好了。再回头看留在纸上的文字，感觉就像自家孩子，无论美丑，都百看不厌。

　　于是，渐渐喜欢上了这种“说话”的方式。再遇上心情不好，或者张大妈骂架、李大姑勤劳致富，都通通写成文字，寄往县级刊物。文章很快发表，这又是一个激励。于是以后我时时处处留意周围发生的感人事迹，并把它们记录下来。文章越写越好，写得越好就越有激情，久而久之，就像女人打扮自己哪天缺了脂粉就不成一样，有段时间我保持了每天一篇习作的频率，否则就手痒。现在看来，我在写作初期的激情是比较旺盛的，这给早期创作即被肯定有关。

　　90年代初，我来重庆打工，因为视力不好，又没文凭，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为了谋生，我干上了当时农民进城务工最热门的职业：棒棒。从此一根绳子一根棒棒满城跑，风里来雨里去，但挣的钱还是不够寄回家，这种物质上的匮乏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我知道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棒棒”在这个城市忍饥挨饿。我曾亲眼见到一个“棒棒”因为没钱看病，在帮别人下力时突然栽倒在地，醒来时因为痛失挣钱机会而捶胸顿足呜呜痛哭，还有帮主人做了事，主人不但不给钱反对其辱骂暴打。“棒棒”这个新兴职业对一个城市的生活起着显而易见的辅助作用，可是“棒棒”其人似乎在城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们流着汗、流着泪甚至流着血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青石板、大赤脚、高高挽起的裤管，臭汗衫、一根棒、一条绳、黑红脸膛，还有不断的汗水、泪水，这种种时常在我脑海里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我对我们这群“棒棒”的感受由最初的心底潮湿，渐渐积成一汪水，最后涨满了胸腔，我觉得我如果再不“说话”，人就要憋死过去了。

　　于是，我又拿起了笔，以诗歌、散文、随笔的形式表达我们这群人的生活境遇和感受。文章寄给《重庆晚报》、《重庆晨报》，很快发表，赢得了周围朋友们一片赞誉。

　　那时，我每个月的稿费最高可达600元，比我的正业收入还多一点，因此我越写越有劲。但我现在几乎没怎么动笔了，原因是我在2000年初开了一家“棒棒军公司”，渐渐有了点钱，便忙着买房买车，或者忙于应付事务工作，对生活体验少了，文章自然也就写不出来了。但我坚信自己以后还会写，因为写作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不可或缺。草根文学呼唤“草堂”

　　文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神圣殿堂，而文学创作，理所当然是一种高雅的追求。那么，当一群生活在温饱边缘的文学爱好者要操起他们并不擅长的创作武器去拼杀文坛时，他们的价值与地位何在？他们的路又能走出多远？

　　为给自己的青春岁月留下一份见证的周荣琪对此毫不讳言：对于我这样一个退休的老太婆来说，成不成名并不重要。虽然我也期望发表，但我从来对物质和名望的要求不高，我写，主要是对自己有个交代，对那些寄希望于我的知青好友们有个交代。而“棒棒”申成源认为，人生的成功和社会的认可尽在写作之中，“写作可以让我不平凡”。至于刘晓潇的渴望“说话”，就更是将写作的一切期望中的“功用”囊括其中。

　　对于“草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者及专业人士有更总体的认识。代迅认为：这些作品一般从单纯的纪实角度，比较率真、质朴地描写城市边缘人独到的经历与感受，虽然在艺术水准上未必很高，很难从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加以评价，但也可以说是文学趋于精英化之后的一种返璞归真，是大众对文学过于追逐形式和技巧的一种自然的反叛。而漆园子认为，从文学发展来看，这种写作热潮将会成为精品文学的奠基石——巴西的足球之所以能踢到世界的高处，那是因为足球在他们国家是全民运动——成千上万的爱好者才托起一两个明星，文学也是一样。这种文学如果最低限度不能娱乐大众的话，也能娱乐自己。它的意义还在于告诉我们，过去“著书立说”这一高不可攀的庙堂运动，今天我们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一试身手。

　　但与边缘、困顿、贫穷、艰辛似乎与生俱来的“草根文学”，它的前路似乎注定不会平坦。据记者调查得知，多半“草根”作者在“草根文学”的追逐中经不起贫穷或者多次失败半途而废，也可能因为境遇的改变而主动放弃。而他们同样呕心沥血的创作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对他们继续创作的积极性，无疑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打击”。正如一位叫王尧的广告公司职员所说：我不会因为他们身份的相对边缘而去关注他们的作品，当与“精品文学”放在一起，我当然不屑一顾所谓的“草根文学”。

　　失去了身份特殊这一号召力，对于质量本来就不堪细品的“草根文学”来说，还有什么魅力面对市场竞争呢？

　　同时，对于凝聚在杂志、网络等“草根文学”多种载体周围的平民作者来说，他们还面临着另一重困境——经费。张历法就告诉记者，据他所知，除“长风”外，“大风”和“乡草文学”都没有付作者稿费，靠向企业拉赞助来维持杂志的付印和付作者稿费，总有一天会“油尽灯枯”。

　　未来因此种种似乎变得难以期许，但所幸的是，“草根文学”以其新鲜的面貌探出头来了，并且正在为我们日益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增花添色。相信它们最终将走向一直向往并必然的归属——在文学高端的堂庙里，完成“草根”的凤凰涅槃。申成源———写作让我不平凡

　　姓名：申成源

　　性别：男

　　年龄：35岁

　　最高学历：初中

　　职业：挑煤工、家具厂工人、职业介绍所职员、“棒棒”

　　从文事迹：2005年5月，完成描写“棒棒”情感生活的小说《棒棒军的爱情鸟》，被重庆电视台看中，拟拍成电视剧。第二部小说《职业介绍所》初稿业已完成。

　　生活理想：希望自己成功后，人家看到“棒棒”时会认为“棒棒”也有上进心。

　　我本是合川太和镇望仙村人，1987年就到重庆了，但老婆和已满11岁的儿子现在还在家乡。在当“棒棒”之前，我靠四处打零工过活，挑过煤，做过家具，还在职介所干过。1996年开始当的“棒棒”。

　　我现在和一个“棒棒”在沙坪坝劳动路合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7点左右收班。房子里那台29英寸的彩电是我买的，我特别喜欢看《山城棒棒军》，正是这个戏，让我开始想写小说。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没结婚之前，我耍过10个女朋友。10次恋爱让我尝遍了情感的酸甜苦辣，也成了我写言情小说的基础。

　　《爱情鸟》是去年5月开始写的，今年5月完成，有7万多字。写的都是我身边的真人真事，包括我自己。这一年多，很多棒棒都晓得我在写小说，但没有几个人看好。他们有的说我是请人在写，有的说我永远都成不了功。听得多了，我也烦，但我就想，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要光听那些话去了，我就真的一事无成了。

　　《爱情鸟》写完后，一个记者朋友帮忙，把稿子交到电视台了。鄢光宗导演说我的稿子提供了很好的人物原型，可以拍成电视剧。实在地说，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想拍成电视剧，也想赚钱。赚钱了就可以转行，成绩很好的儿子读书也就不成问题了。

　　和电视台签委托书后，我才把这个事告诉老婆孩子。孩子小，没什么反应，老婆就很直接，开口就问：“可以赚好多钱呢？”我嘿嘿笑，说我也不晓得。我现在一个月下力能挣900块，寄给家里500块，剩下的生活费，一些变成了屋里那一大堆一块钱一支的圆珠笔和信笺纸。

　　写作对我的生活不是没有影响的。我以前7点下班，写小说后提前到6点，和电视台签委托书后，因为要修改，又提前到5点。晚上也要1点左右才睡觉。你知道写小说是需要灵感和思路的，有的时候我坐在路边想得出神，有人喊我挑东西都听不到，其他的棒棒说我又在“发傻”。

　　人家的闲言碎语是一回事，我自己也还有一些问题。初中毕业后书本就基本上丢掉了，现在一下拾起来，有些字都不会写。以前是到书店去查字典，注拼音，现在有手机了，可以直接查了。

　　除了生活上的影响，意识上也有。以前就只当是爱好，得到认同后，现在是想搞成功。对我来说，作品成功的标准就是一部分作品能得到认同，能拿到稿费。

　　文学是什么？我说不好。我觉得可能就是把生活中的事情穿插巧妙地写出来，编成故事。我在我的东西里把我8年的经历都写进去了，人物很真实。但我现在最想写的是剧本。我没看过剧本，但看过电视剧。我觉得剧本更有意义，比小说有跳跃性。

　　成为一个作家？那肯定会是一个创举，影响肯定很大。重庆有成千上万个“棒棒”，但扛棒棒写作的就只我一个。我希望别人认为“棒棒”也有上进心，我很看重这个。

　　当然，成为作家还需要在文字处理、故事讲述方面更深刻，这还得学习。我现在不希望我平凡了，写作就是让自己不平凡的途径。李杨康———饥饿实现文学梦

　　姓名：李杨康

　　性别：男

　　年龄：50岁

　　最高学历：初中

　　职业：原北碚区五交化公司售货员，2000年下岗后一直赋闲在家。

　　从文事迹：从初中开始涂鸦文字，先后发表诗、词、赋共20多篇。下岗后专心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第一部呕心力作《走过肮脏岁月》从酝酿到最终修改完成历时5年，计30多万字，人民日报出版社已于近期出版发行。

　　人生格言：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我的初中时期在文革中度过，眼见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想用文字记录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萌芽。

　　但那个时候凡事有很多顾忌，尤其是文字这类易给人留下把柄的东西，只能小心翼翼地关在卧室里写，写好了就把它束之高阁。后来我把这些发霉发黄的手稿重新誊写了寄给报刊杂志，都变成了铅字。

　　我真正搞文学创作还是在2000年，那一年，我从单位下岗了，回到家老婆也让我“下了岗”（离婚）。下岗后，我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生活费，和老母亲住在一起，加上她每月400多元退休金，除去日常开支，我们只能吃小菜生小病。当我几个月没吃肉，我的朋友叫我想吃肉了就到他们那儿去吃时，我想到了我母亲。夕阳下，我那70多岁的老母亲还在菜市场捡菜叶。她满脸皱纹，弓着背，几乎是趴在地上一张一张的挑选。捡到好一点的，她的皱纹会舒展开来。回到家来，她告诉她的儿子今天运气好，菜不错。然后她把那些混合着泥土脚印的菜洗涤、下锅。这是我们的晚餐。

　　你见过这个时代还有人靠捡菜生活的吗？这和乞丐有什么区别呢？生存的压力、自尊、饥饿和一直匍匐于胸的文学梦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大冲撞，最后，文学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要写！

　　我写人性、良心，字字出自心头。写作如果进入状态，可以忘忧、忘饥。我感觉人生除了写作，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达到忘我境界。写作于我早已成“疾”，而且是“绝症”，不写我感觉自己就要“拿过去”。

　　今年初，我捧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都感到欢欣鼓舞，我也小有成就感。但没有想到，本市专家看后都摇头。幸好外省一些书商看后都叫好，声称要出高价买我的书。我报了一个6位数的天价，没想到他们答应的价格与我悬殊不大。可最终我放弃了，因为书商买我书的前提条件是不能署我的名，我不忍在我肚里孕育了5年的孩子不跟我姓，虽然书商和我谈判时，我饥肠辘辘。

　　最近，经朋友引荐，我赢得了花好月圆。我的小说经四川文学出版社推荐，获得了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青睐。虽然我出版这部小说还要自己掏1万多元的出版费，但我把它看作是给自己的孩子上户口。“好孩子”一出社会，是会得到社会认可的。我有这个信心。

　　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叫《走过肮脏岁月》，主要涉猎的是社会的阴暗、奸诈、险恶。下一步是它的姊妹篇——《走过阳光岁月》，我已开了头。周荣琪———30年腹稿为《扳命》

　　姓名：周荣琪

　　性别：女

　　年龄：52岁

　　最高学历：大专

　　职业：曾当过企业工人、医生、药品销售员，2003年重庆排风扇厂退休。

　　从文事迹：2005年5月，耗时3年完成38万字的小说《扳命》。

　　写作理由：我写，主要是对自己有个交代，对那些寄希望于我的知青好友们有个交代。

　　我家在北碚。单亲家庭。有80多岁的老母，有23岁辞职在家的儿子，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拿着500多块钱的退休金，再加上给一家制药厂跑业务每月赚七八百块钱，撑着这个家。

　　那本38万字的由《血泪红颜》改名为《扳命》的小说，从2002年的5月到今年5月，我写了整整3年。而在此前和此后，我打了30年腹稿，誊写了3个月。

　　《扳命》是知青题材。在时下谈知青，似乎并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我笔下的知青生活是与众不同的，是更贴近知青生活真相的。我有段时间比较关注梁晓声，觉得他写得不尽兴，现在写来视界会更开阔，顾虑更少。

　　我1972年初中毕业即下乡当了知青，1979年回城，当工人，结婚，到成都中医药学院读书，到凉山当医生，转行当工人……无论生活怎样变迁，在四川巴中7年的知青生活让我刻骨铭心。那时的我们绝望、苦闷，那种没有希望和前途的生活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体会的。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一直有表达的欲望，周围的朋友也鼓励我，现在终于写出来了。

　　那段没有选择的生活不是没有快乐，但总的来说，悲大于喜，我经历了那种命运不由自己的绝望苦闷，所以珍惜现在的自由。这3年的写作都是暗地里进行的，只有儿子和老母知道。我一直不让其他人知道的原因，不外是怕人嘲笑，说我一个半老婆子“想吃天鹅肉”。业余时间，我不打牌不跳舞，不写的时候，就在家里看小说。我不喜欢武侠小说，喜欢钱钟书的《围城》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儿子在家，我和他就用里面的话互相取笑。

　　我也看当下被热炒的书，也知道“少年作家”等名词，并对此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买书、看书几乎是我业余生活的全部。

　　我热爱文学，始终坚信文学的神圣。和几乎所有的“文学中年”一样，我乐于追溯被老师将作文当范文的年代，乐于展示想方设法弄到“禁书”并孜孜不倦学习的岁月，还有在韶华正好的时候怀揣文学理想在煤油灯下背地写作的悲喜交加。所以，对于我来说，问我有没有涉及名利的想法，似乎是一种亵渎。对于我这样一个退休的老太婆来说，成不成名并不重要。我从来对物质和名望的要求不高，我写，主要是对自己有个交代，对那些寄希望于我的知青好友们有个交代。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出版，但对自费出版兴趣不大。一是经济原因，二是我认为真正好的书，不应让我自费，否则我宁愿压在箱子最底层，权当彻底的自娱自乐。

　　我对自己作品有清醒的认识：说不上有多好，但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心声，与现在图书市场上的一些书相比，自我感觉不比它们差。现在，这篇小说正在本市某家杂志社的编辑手里，我正期待着回音。

　　选题策划／陶青 采写/记者 李娟 朱丹青（记者联系：66626302，66555705）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