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
以前，民工因被拖欠工资而上访、堵路，甚至将工头暴打一顿的事常见诸报端；如今，又传来“昔不当‘砍手党’，今冲动杀工头”的新闻。事情经过大概如此：来自广西的阿星以前在“砍手党”团伙里烧饭，看着老乡砍人、抢钱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后来他离开深圳来到了潮南打工，因纠纷被扣压了千余元工资，由于讨追工资时遭到工头的辱骂和推打，
一气之下阿星砍死了工头。（见本报7月15日一版报道）
近来，各媒体不惜版面对“阿星杀人事件”进行大量报道，众说纷纭中似乎有一个惊人的相似：同情阿星的悲剧。记者认为，对阿星的同情，更多的糅合对生活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就个案而言，在千几元工资和一条人命这绝不等值的一对事物中，阿星无疑是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酿成了悲剧。透过“阿星杀人”这个新闻事件，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作为弱势群体的民工，在遭遇不合理待遇时，如何更理性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千千万万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工，带着梦想和追求来到城市，为求温饱而付出汗水和劳动。他们是建设城市的“生力军”。做着最苦的工作，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有时却未得到相应的尊重，诸如工头粗暴对待民工、老板拖欠工资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少数老板的违法行径固然不对，但民工的“怒起而争”可也得有理必循，有法必依，不管是抱着汽油威胁老板，还是持刀砍向主管，这样的选择都无助于达到自己的初衷——拿回辛勤劳动所得的血汗钱，反而“有理变无理”，把自己推向更悲惨的处境。在一个法制日益健全、讲求法治精神的国家，拿起法律武器追回欠薪，才是最根本、最明智的解决方案。
早在“阿星杀人”之前，晚报编辑部曾接到多宗“老板欠了我工资”的投诉，记者了解到，大多数民工并未与东家签有一纸劳动合同。民工本人连“被拖欠工资可找劳动保障部门申诉”都不清楚，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一知半解，又怎么去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诚然，由于信息的闭塞、法律知识的缺乏，不少民工对法律维权还很陌生。要让法律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劳动保障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各级法院等相关单位而言，也需未雨绸缪，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更需大开绿灯，不怕麻烦，鼓励、帮助民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源：《特区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