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不是个新话题，让人感兴趣的是，在当前的背景下，提法又是这么地不切实际，怎么还有这么多城市如此地咬定青山不放？“据我了解，目前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国际化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CBD。”据有关媒体报道，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对一些地方在规划修编过程中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极为气愤。而仇的气愤则让人感到几分无奈。因为这几年，对“国际大都市”热来自官方的斥责声就没断过。所以，比痛斥百城市争建国际大都市更重要
的是，如何对其说不！
城市化无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推行的城市化大潮，无论是动机还是现实意义，都无可非议。但眼下紧迫的问题不是讨论要不要城市化，而是如何进行城市化。路数错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城镇建设，实际是在透支和浪费日渐稀缺的发展资源，会留下无穷后患。现实来看，耕地锐减，农民失地进城，城市拆迁冲突严重，发展和环保抵触等诸多问题已是明证。
问题在于，为什么城市建设上的发展冲动症这么严重？其实，我不认为，真有哪个城市的决策者会幼稚到这个程度，以为国际大都市就是“宽马路、大广场、摩天大楼”能撑起来的。但以此为由头给自己鼓劲搞劳民伤财“大干快上”的则不为少。有道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但可惜的，这个“力”在我们的不少领导者眼里，不是当地的实际，而是手中的权力。眼下不用，过期作废。如此说来，建不建得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干起来再说，政绩有了，利益也有了。背后，凸显的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无人把关、无人追责的空白。既然圈地时无人能阻拦、贷款时无人敢反对，出问题后被追责的人少，为何不干起来再说。
毫无疑问，从一个城市的健康发展和上百万市民的切身利益着眼，“命”远比“名”要显得紧迫和现实。不管一个城市怎样确定发展目标，满足城市中人的生活、福祉都是城市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否则，大都市也好，国际化也罢，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知易行难，提出科学发展观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城市化中的长官意志问题批的够多，说的也够严厉了，可迄今诸多城市建国际大都市的情结仍是如此重，足见转变政绩观之难，而更难的是管住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令其放在自己应该呆的位置上。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注意到，曾培炎副总理首次提出了要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颇有深意。但提出这样一个目标也只是指明了方向，要人们真正看到没有水分的、造福百姓的政绩，还必须建立刚性的制度约束，使政府官员摆脱非理性政绩行为的干扰，让城市规划成为严格的法律程序，这才是避免虚报浮夸的假政绩、劳民伤财和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的治本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