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集粹:多少贪官还在拿"情妇祸水论"说事?

　　中国青年报：从周杰伦到皇马：看百姓的品位

　　周杰伦在工体开演唱会，工体周边马路上直到午夜还满是打不到出租车的歌迷。皇马在工体踢商业比赛，尽管滂沱大雨把经不起考验的工体又淹成了菜地，但还是有5万多名球迷涌入了球场。说句良心话，皇马真不如周杰伦卖力气，他们走马灯似的穿梭于组织者精心搭建的各式“舞台”上，自然也不会对其中的这场商业比赛特别上心。但问题是，又有多少人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

　　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出生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农民”的鲜血。中国农民的脊梁挺不起来，缺乏做人的尊严，哪怕你手里有出国护照，甚至有专机可在五大洲飞来飞去，你在文明世界里仍然不会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工人日报：美女斗“地主”，又拿女人当花瓶

　　分析美女斗“地主”这种不文明不健康的所谓“大赛”，笔者还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5000名年轻女性趋之若鹜“竞聘”扑克，反映了她们对不良文化活动的热捧和追逐。我想，有效遏制污辱女性的不良商业文化的泛滥，既依赖于有关部门严格管理和查处，更期望于现代女性自尊自重自爱，自觉抵制有辱女性人格和尊严的商业活动。

　　青年报：“名嘴批恶俗”背后的“大台沙文主义”

　　习惯了地方台模仿自己，习惯了惟我独尊的大台心态，习惯了处于被关注的中心，当感觉到独立和创新意识越来越强的地方台挑战到自身独尊的地位时，就会感到一种失落和焦虑，酸溜溜的阴暗意识主宰下，就会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找个由头，“驯服”地方那些竟敢比自己优秀的节目和主持人———“低俗”不过一借口耳。

　　燕赵都市报：谁变相劫持了我们的“国宝”？

　　上海博物馆花费大量资金购买了国宝回来，绝不仅仅是博物馆自己的大事，也是国内乃至整个华人文化圈的大事。从这个角度来讲，甲戌本《红楼梦》不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财富，也是每个中国人的财富。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在甲戌本《红楼梦》回国以后，有关方面应该组织进行翻印，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作品的庐山真面目。至于孤本本身，也大可不必束之高阁，专门等待图书馆或者哪些专家和领导来“御览”。毕竟，书本来就是给人看的，而一味把持着国宝不放，以种种借口回避与公众见面，恐怕也是对国宝和传统文化的一种变相劫持吧。

　　法制日报：贴标是遏制车轮腐败的妙方吗？

　　将“贴标”视作反腐的“灵丹妙方”，显然是高估了它的功效。其理由大致有三：一是让群众来监督公车私用有点理想化。老百姓又不是孙悟空，个个具有“火眼金睛”，怎么去操作和验证人家是公用还是私用？二是那些特权者即便公车私用，会明目张胆地开着贴有“公务”标志的车子在大街上招摇撞骗吗？如果他们有心谋私，你就是在车身上贴满“公务车”的标志，他也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挂羊头卖狗肉”；三是有了“公务车”这块金字招牌后，少数人也许会更加肆无忌惮，借执行公务之名闯关冲卡、欺压群众，甚至还会异化成原来的“警”字车牌，变成少数人的敛财工具。由此可见，要让“公车贴标”这种“创意”收到实效，关键还是要在可操作性上做好“跟进”文章，千万不能“一贴了之”。

　　当代生活报：学生“体弱”源于教育缺“钙”

　　学生补“生活自理课”，根源在于教育系统还没有搞清自己应该注意什么，应该让学生注意什么。教育本身缺“钙”，培养的学生当然就“体弱”。说到底，教育部门不能让自己培养的学生具有自理能力，说明教育本身缺乏“自理能力”。

　　工人日报：多少贪官还在拿“情妇祸水论”说事？

　　不管卞忠其再“懦弱”，情妇再贪婪恶毒，都不能改变他们狼狈为奸的关系。从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何况还说不清到底是周这只“苍蝇”主动叮了卞忠其这颗“裂缝的蛋”，还是卞忠其贪恋美色引诱了“苍蝇”。卞忠其的懦弱也更多地体现在跪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体现在“不敢给单位领导承认错误”上，而在非法办证从中牟利300多万元时却从来没有“懦弱”过，在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好处费”时也没有“懦弱”过，甚至到了法庭上狡辩其“不构成受贿罪”的时候，更没有丝毫的“懦弱”！贪官的“情妇祸水”论当休矣。因为前提是，先得有愿意招惹“祸水”的人！

　　青年报：大学生是艾滋病传播高风险人群吗？

　　与其说“大学生是高风险人群”，不如说“大学生是预防艾滋病宣传的重点人群”更为准确。对高危人群，国家采取的干预措施，主要是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教育、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性病防治等具体工作。对大学生呢？“大学生是今后社会的一个重要预备群体，宣传工作不能集中在下游，而是应该从上游做起”，笔者从毛群安的这些发言内容中，找不到大学生是高风险人群的任何依据和相应对策，得到的惟一结论是，要加强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广度与深度，大学生也是一个“重点”。而这，不仅适用于大学生，也适用于所有公民。

　　齐鲁晚报：教育部自食“租房禁令”引人深思

　　“有政策无秩序”的情况告诉我们，建立法治社会，没有法律和政策是不行的，但是，那种认为法律、政策制定后，相应的秩序就会自然生成的想法又是幼稚、有害的。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法制、有秩序的社会，这就对各种法律、政策文件本身的质量提出了要求。

　　广州日报：“驻京办”该办些什么事？

　　在“驻京办”的管理上，应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一方面，中央应对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来一次清理，规范管理，财务透明，接受审计；另一方面，需增加相关部委项目审批过程的透明度，终止“驻京办”“跑部钱进”的源头驱动力，从而尽可能缩减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各级政府“驻京办”在目前应适当拓宽民本内涵，回归其本来面目，在信访、社会协调、解决外来进京人员的困难方面发挥空间更大、含义更广的作用。有一点可以想象，既然外交部门都能在海外为中国公民设立更多的“庇护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的“驻京办”成为群众的“连心桥”和“救助站”呢！

　　工人日报：“天天捡头猪”的工作你干不干？

　　“吃一堑”不该只能“长一智”。我觉得，参考检疫人员“天天捡头猪”的堕落个案，那些握着监管执法职责的公权部门都应当警醒的是，在加强对管理对象守法经营监督和检查的同时，绝不能将执法者自身清廉的“可控性”，置于近似虚无的“真空”状态。否则，盲目“信自己”的后果，也是很有可能变成令人遗憾的“害自己”的。

　　光明日报：喜看“人文”被重视

　　日前连续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南方周末》的《理工科学生不能“有知识、没文化”》，倡导年轻学子在专业化教育理念扩张的大前提下自觉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不要被实用主义所蒙蔽。另一篇是《中国青年报》的《实用培训冷落了人文讲座又火了》，讲的是大学生们不再热衷各种求职技巧讲座，各类人文讲座倒是被毕业生们所追捧，因为他们觉得素养比技巧更有用。人文素养、人文眼光被重视，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它对于端正育人方向、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对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