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人生的非凡之旅

　　儿子舒安在病榻前，向母亲询问抗日往事。

　　特别提示　抗战爆发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怀着一腔救国激情，纷纷拥入延安。在这万心向延安的洪流中，22岁的女教师石澜，也开始了她人生的一次非凡远征：1938年独自从福州经武汉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徒步半月到延安。后在延河畔邂逅“马背上的书法家”舒同，由此相识、相恋并结为伉俪，共同度过了如歌如泣的半世情缘。　文／图记者

　　7月19日的西安，天气显得格外闷热。

　　在西安一医院的干部病房里，记者见到几年前曾采访过的石澜时，正卧床打点滴的她，与几年前判若两人。

　　守护在身边的儿子舒安，轻轻地抚摩着她的手说：“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你年轻时到延安参加抗大，晚报要采访你了！”此刻，已90岁的石澜老人，双眼立刻闪现出了明亮的光芒，专注地望着记者微微地点着头。随即又紧紧握着记者的手不停抖动着，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她心中的那种激动。

　　年过半百的舒安说，母亲已重病近一年了，但意识还清楚一些。刚才说到抗战，你看她显得特别高兴。

　　随后，令在场人感到吃惊的情景出现了：当舒安将记者写在纸上的采访话题递在老人面前，又轻声念给她听时，一行晶莹的泪水突然从老人眼眶涌了出来，慢慢滑落在她清瘦的脸颊……

　　兵荒马乱中 弱女独长征

　　石澜，出生于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一农户家庭。20岁那年，已在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毕业做教员的她，为追求独立自由的人生之路，突然独自远离家乡，报考到福建省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在福州市一个教育实验区当了一名教师。

　　1938年5月，入侵中国的日寇，开始对福建省会福州狂轰滥炸，机关学校陷入混乱。

　　学校在奉命搬迁的途中，石澜悄悄告别了好友，在闽江上游的建瓯码头独自上了岸。此刻，她心中正孕育着一个计划：“远征到心中的圣地——延安，投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做一个抗日女兵！”

　　望着浓云密布的闽江和同行们远去的小火轮，石澜想起这个事关自己人生命运的重大抉择，不禁心潮澎湃。

　　“但是，从南中国的福州到延安，究竟有多远，我心里没有底。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一看，地理坐标告诉我，从这里北纬25度线要跨到37度线，途经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到陕西，行程万里多，相当于从北非跨越地中海，穿越几个欧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处在日寇入侵的兵荒马乱时期，这万里行程又不知有多少凶险！好在我喜欢独行特立，而且决心已定。因此，毅然决定不管路有多远，道有多险，延安之旅不动摇！”石澜回忆说。

　　就这样，22岁的石澜，搭上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翻山越岭赶到江西，然后怀着“朝圣”的心情，挤上了浙赣铁路西去的火车，到达长沙。此刻，已囊空如洗的她，在亲友接济下，辗转乘车继续北上，抵达战火弥漫的汉口，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终于拿到了去西安八办的通行证。

　　辗转到延安 参加抗大班

　　1938年8月中旬，在武汉短暂停留后，石澜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下，与20多位奔赴延安的青年，一起乘车来到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一排土木结构的平房中。这时，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青年，对发生过西安事变的这座城市感到十分好奇，打算到街上看看。但办事处的一位同志叮咛道：不要在西安城闲逛，免得发生事故。原来，西安当时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城市，虽然国共正在合作期，但一些顽固派仍不时地制造摩擦，尤其是一些特务、宪兵在街头巡查时，对来自全国投奔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青年，随时可能借故扣留。因此我们就一直待在办事处。3天后，办事处给我们办好了去延安的通行证，我们愉快地出了西安城，一路唱着歌，涉过渭河旱季的浅水，向梦想中的圣地延安出发。一路上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黄土高原，在烈日下到处是风尘滚滚，满目苍凉。路上没有饭店、客栈，我们只能在路边摊棚里买些馒头，喝点玉米面熬的稀饭。这样走了近半个月，在8月底我们一行终于到达洛川后子头村，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辖地，八路军总部的行营学校正驻扎在这里。学校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课程一样，而且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因此随时有机会走上抗日前线。于是我们被安排在这里，先集中参加为期3个月的军事训练。”

　　3个月后，学校接到命令，三支队学员将随八路军东征行动，开赴晋东南抗日游击区工作。此时，学校领导找到石澜，让她与女生中队的一部分战士留下，转赴延安抗大继续学习。“自此分别，我们这些学员，便在不同的抗日战场上天各一方，有不少同志则‘壮士一去不复还’了！其中指导员程克在与日寇作战中身负重伤，敌人为能活捉一名八路军干部，便趁他昏迷时偷背下火线。途中程指导员被摇晃醒来，用牙齿咬掉了敌人的耳朵，当即被敌人摔下地，一串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后来，我们闻听程指导员的噩耗后，无不潸然泪下。战争的残酷，也让我们做好了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

　　1938年初冬，石澜和八路军行营学校的部分女生，冒雪从洛川来到心仪已久的延安。

　　在延安，她看到了更悲壮的一幕：“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巍巍宝塔山时，日寇的飞机已多次疯狂轰炸了这座荒凉的边塞古城，举目望去，到处是废墟，寒冷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浓烈的硝烟。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几个窑洞被炸塌，不少干部牺牲。宝塔山下到处可见死难者的残肢断臂，有的尸体半埋在弹坑中，河滩上鲜血斑斑，延河无声的呜咽着。而活着的人没有悲伤，没有沮丧。他们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悄悄掩埋了死难者的遗体。我们在无声的悲愤中来到抗大女生大队报到，开始了系统接受马列主义和中国抗日形势及政策等教育。”

　　如果说，从福州到延安的红色之旅，改变了石澜人生的政治命运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在延安由仰慕并邂逅了红军干部、书法家舒同，则改写了她的爱情生活命运。

　　久慕舒同才 相识延河畔

　　1940年，石澜在抗大学习结束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先后被选派到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这时，有一个人的名字，经常响起在她的耳旁，那就是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

　　有位同学悄悄告诉她：舒同可是八路军中的大才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名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校训，都出自他手下。在延安，被毛主席称为“马背上的书法家”、“红军中的一枝笔”。

　　其实，早在1939年夏天，石澜在学校图书馆，就已领略了舒同的文采。那天她看到一张延安出版的《抗敌日报》，上面登着一篇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舒同联合署名的复信文章，石澜一口气读完这篇文章后，心潮久久难平。

　　原来，晋察冀军区在一次战斗中，活捉了一名叫蒲田好雄的日军宣抚官。蒲田好雄的日本好友东根清一郎，得知他被俘后不仅没有被八路军杀掉，而且还在军中受到优待。感动之余给聂荣臻写信，希望八路军能释放其好友。于是，由政治部主任舒同执笔，聂荣臻签发写了这封给东根清一郎的特殊回信。信中写道：“中日两大民族，屹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国国民所周知，而为日本军阀所不察。彼军阀法西斯蒂，好大喜功，贪得无厌，平日压榨大众之血汗，供其挥霍，战时牺牲国民之头颅，易取爵禄。既掠台湾朝鲜、澎湖琉球，复夺辽宁吉林、龙江热河，遂以中国之退让忍耐为可欺，日本之海陆空军为万能，妄欲兼并华夏，独霸亚洲。故之九一八之炮火，而有卢沟桥之烽烟。中国迫于亡国灭种之惨，悚于奴隶牛马之苦，全国奋起，浴血抗战，戮力同心，以御暴敌，惟在驱逐穷兵黩武之日本军阀，非有仇于爱好和平之日本国民也……中国人民之性命财产，虽横遭日本军阀之蹂躏摧残，然而为独立自由而战，为正义和平而战，其代价之重大，非物质所能衡量，故不惜牺牲一切，以与暴敌抗战到底……”

　　石澜回忆说，她当时看到这封文辞精彩的信后，感觉写得非常好。既义正辞严，痛斥了日军侵略者的残暴，又分析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和中国带来的痛苦和深重灾难。文章运用骈体、骚体，工整对仗，情真意切。因此，她对舒同产生了浓烈的仰慕之情。这在当时可真有点“未谋英雄面，先被才气撼”的味道。

　　后来发生的事，让喜欢追求独立生活的新女性石澜，对爱情和婚姻有了另外的感觉：那是一个黄昏时分，她和中央研究院的几位同学，在延河畔的沙滩上散步时，竟意外邂逅了心仪许久的舒同。当他们的目光意外相碰时，命运从此就将石澜和舒同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在延河岸边，这对为了抗日报国而走到一起的中华儿女，终于在延河畔结缘，并相识而相恋……

　　1942年9月1日，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彭真的主持下，石澜和舒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总政宣传部部长萧向荣用珍贵的黑白胶卷，拍下了这对革命情侣的新婚照。这张照片，石澜一直精心保存到今天。

　　1944年早春，石澜怀着身孕和舒同离开延安，奉命进入山东抗日战场，开始了戎马倥偬、转战太行的烽火岁月，直到日本宣布投降。

　　随后，石澜、舒同夫妇又在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舒同先后在上海、山东等地，担任党的重要领导工作。1963年调到陕西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石澜随舒同也来到陕西，再次回到她豆蔻年华时投奔延安路过的西安，在市科委担任领导职务。从此扎根这个城市至今整整42年……后来中国发生了人所共知的政治灾难，这对在延安相识、相恋，并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大半个世纪的革命夫妇，在中、晚年也未能幸免。1982年，已调回北京先后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的舒同，与结婚40年的石澜，遗憾地选择了分手的结局，但彼此却依然常怀牵挂，情缘永存。正如其子舒安纪念文章所写：“豪华落尽见真情。”

　　几年前，离休后的石澜，在思考与回顾中，完成了《我与舒同40年》的回忆录，向世人袒露了他们在革命年代的烽烟生活，以及壮美而曲折的爱情婚姻生活，这让了解这对革命夫妇的人们，掩卷嗟叹不已！

　　如今，石澜老人与四子舒安在西安生活（舒同与石澜共有三子一女，均在北京等地从事文艺或部队工作）。舒安说，今年是父亲舒同诞生100周年纪念日，他正在筹办舒同书法研究院，同时将开展一些书画展等纪念活动，“母亲的病情若能早日好转，她一定会很高兴地参加父亲纪念日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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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澜

　　原名施莲、彩莲，笔名梅洛。191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今嵊州市）农家。1938年从福州辗转万里到延安，为抗日救国而投奔共产党。先后在抗大、女大、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抗战后期赴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部队工作，曾任营教导员。解放战争时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49年上海解放后转业。曾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长。后长期从事地方科委领导工作。1963年到西安，1985年离休。

　　抗日军政大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抗日军政大学也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战堡垒。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就有15000多名爱国青年拥入抗大学习。在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和抗日志士。（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