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真诚赢得尊敬（心香一瓣）

　　李景端

　　今年，是王佐良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教育家、散文家和诗歌翻译家，他的这些成就无疑值得尊敬，不过，从我与王佐良交往的切身感受中，觉得他更令人怀念和尊敬的，乃是他待人处世那份难能可贵的真诚。

　　王佐良1935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许国璋、吴景荣曾被誉为新中国的“三大英语权威”。他为新中国英语教育和英语翻译所做出的贡献，已有不少文章做过回忆和论述，对此，我在感同身受之余，还想专文谈谈王佐良为人真诚的一面。

　　虽受“正统”教育，却不墨守成规。1980年春《译林》创刊后不久，我慕名找到王佐良想请他出任编委。起初以为，他出身牛津大学，又长期从事英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译林》以介绍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为主这个定位未必会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坦言，他个人虽然喜欢古典文学，但是不能以自己的爱好要求别人。“文革”害得许多人都不看书了，多登一些好看的通俗文学，能把人们吸引过来看书，这就了不起。他答应当编委，但有个要求，希望刊物也留出一些版面刊登外国诗歌。这一席既中肯又坦诚的谈话，真令我受宠若惊。对比当时另一位外国文学界权威对初生《译林》所采取的“告状”和打击态度，使我更增添了对王佐良的崇敬。1986年秋，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虽然不大看足球比赛，但读了《译林》上介绍法国足球球星普拉蒂尼的人物传记，增加了许多足球知识，文章也有趣，读了既可解乏，又是享受，希望多登类似作品。我相信王佐良不是在敷衍我，这是他出自真情的实话，充分表明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守旧。

　　治学严谨，学术上不容半点浮夸。在追逐名利的社会风气下，确有文人不做真学问，而是热衷拉人情、搞浮夸、淡忘学术道德的现象。但从王佐良身上，人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相对立的表现。我就亲历过这样两件“小事”。1987年，我和卞之琳、王佐良等好几位译界学者赴香港出席“当代翻译研讨会”，回来后，我写了一篇会议通讯。在会上，因为卞之琳是用中文讲，而王佐良是用英文讲，王佐良的报告显然要比卞之琳的受到更热烈的欢迎。为了表现大陆学者报告的效果，我在通讯中写了“王佐良教授所做的主旨报告，获得与会人热烈的欢迎”。他发现后相当严肃地要我更正，他说，卞先生是在大会讲，他只是在分组会上讲；卞先生讲了“五四”以来中国的诗歌翻译，他只是讲近些年部分英诗中译情况，所以做主旨报告的，只能写卞之琳而不能写他。我说不过是两个字嘛，他说，违反事实，两个字也不行，后来我只好予以更正。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著的《英国诗史》书稿，压在一家老出版社快两年了，有点着急。我笑说：“您跟他们社长那么熟，打个电话催一下，还怕他不出？”他说：“越是熟人，我越不想靠关系来出书。我出的书，全凭它的学术价值。”看他这么自信，我就进言：“把书稿给我看看，好吗？”他爽快回答：“行。但你绝不要碍于我的人情。书好你就出，不好还退给我，我不会怪你。”后来我看了书稿，果然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于是很快由译林社出版了，后来还荣获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一等奖。由此可见王佐良做人做学问都讲究实在，绝不图虚名。

　　不摆权威架子，自视平凡。在英语教育界、翻译界，王佐良都数得上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谁知1993年他和老伴差点煤气中毒要了命。身为北外副院长，早该住上有暖气的新房了，怎么还会煤气中毒？趁在京，我约了梅绍武、屠珍夫妇驱车去清华园他家探望。王佐良住的还是老清华的旧式平房，冬天还靠烧煤炉取暖。我问他怎么还住这种房子，他笑答，北外那边宿舍很紧，他老伴又在清华工作，老房子住惯了就凑合着住吧。在生活上满足于低标准的“凑合”，这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却自视平凡的一种境界。还有一次在香港，正巧我与王佐良同住一个房间，因此有了“零距离”接触他的机会。那次会议伙食费是发给各人自己掌握，每到用餐，王佐良从不带我上比较贵的饭馆，还说，找个干净、方便的吃处就行。在那不起眼的小饭馆里，人们怎么也想像不到，他就是周游过许多国家、中英文都精通的大学者。

　　王佐良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学术风范和人格品德，将永远铭记在后人的心中。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26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