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疑罪从无”走向司法实践（采光）

　　备受关注的武汉“杀妻案”近日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因“证据不足”判决徐楚平无罪。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存在疑点，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徐楚平之妻尹女士之死确系徐楚平所为（据7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类似佘祥林的冤案，以及由这类冤案引发的刑讯逼供事件，都有可能随着“疑罪从无”的走向司法实践，得以有效规避。所以，无须细究案情，仅就“疑罪从无”的结果，就值得击节叫好。

　　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除了“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还得“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搞“有罪推定”，就难免会搞“疑罪从轻”。“疑罪”当“罪”，不仅有可能冤屈好人，保障不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能放纵真凶，惩罚不了犯罪分子。所以，“有罪推定”、“疑罪从轻”，具有双重危害。

　　坚持“疑罪从无”，就使刑讯逼供失去了貌似合理的土壤，就为人性化执法提供了足够的情理基础。凡是未经最终判决确认的，就都是无罪的人。对无罪之人，自然须以“人道”待之（当然，即使对待有罪之人，也得讲“人道”），超期羁押不行，刑讯逼供更不行，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有了司法制度的保障。

　　坚持“疑罪从无”，会对打击犯罪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一切不负责任的交差变得困难。虽然破案有压力，但想乱抓一气，胡审一通，不惜屈打成招，只求自圆其说，到最后都会结不了案，过不了关，交不了差。

　　“疑罪”，说到底是识罪能力不强和证罪技术不高的表现。实施“疑罪从无”，就迫使侦查机关及司法人员努力提高和改善证明犯罪的能力与技术。只有这样，才会有助于推进整个国家刑事司法体制的文明和进步。

　　“疑罪从无”，来之不易。要确保“疑罪从无”能更顺利地走向司法实践，就要高度重视保障检察监督权和独立审判权，使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能真正做到对“疑罪”敢于说“无”。人们有理由给“疑罪从无”以更多的期待！

　　《江南时报》 (2005年07月26日 第三版)

　　作者：慕毅飞（7月25日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