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让她们受到二次伤害

　　第一眼

　　四天里面，我见到了三个女孩，都称曾被谢老师侵犯过，都漂亮可爱，都不怕生，虽然跟我是第一次见面，但也像老朋友一样聊着家常。可是，当我一提到谢老师的时候，三个女孩都沉默了，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地面，紧紧地闭着双唇，许久才开口。

　　“姐姐，我害怕，我不敢跟爸爸妈妈说，怕他们打我。”女孩们的这句话久久地萦绕在心头，让我愈感沉重。

　　——实习生林静华

　　“有小学校长和班主任对学生性侵犯！”7月20日下午，我接到这个报料时为之一震。一听是性犯罪的事情，我让平时跟我跑突发新闻的男实习生留下，叫上女实习生林静华，一同前往采访。男实习生有些不解，我来不及多解释，扔下一句话就匆忙离开，“一个大男人，怎么采访性犯罪受害人，何况又是个小学生？”

　　在事发的天河棠东金桥学校门前，我们见到了受害女生小鱼的父亲阿初。阿初站在那里，双手颤抖，语气激动，说话总丢三落四。据阿初介绍，正读四年级的11岁女儿遭到班主任强奸、校长猥亵。随后记者从警方得到证实，校长和班主任均已被刑事拘留。

　　为了搞清事实真相，我们提出要求见受害者小鱼，父亲阿初连忙拒绝，“我说(事件过程)就可以了，你们不能再伤害孩子了。”阿初称，孩子还很小，什么都不懂。他报案后，多名男警察轮番问女儿事情过程，“问得非常细”，作为监护人必须在场的他，在旁边听得非常难受。阿初说，每次警察问完话后，女儿就躲在他怀里，很久也不吱声。“警察每问次话，孩子就受次伤，可如果不配合警察取证，两变态老师万一要放了出来，那不是更糟，我只能看着女儿在警察面前受惊害怕。”

　　阿初称，自从孩子被老师侵犯以后，思想负担很重，整个人都变了，他担心女儿一辈子都受影响。等孩子经过警方多次询问后，他要把孩子带回了老家——一个山区。看着阿初如此替女儿担心，我十分同情，真不愿意去伤害这个女生，但一想到自己的工作，还得去完成这次采访。

　　这时我同阿初商量，让女实习生以大学生的身份去和他女儿交流，并适当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经长时间工作，阿初同意了，当夜带我们来到山区的老家。阿初的妻子将女儿带到离老家较远的地点与我们会面，“生怕被邻居看见”。

　　一路上，我反复同女实习生交代，要以平等的身份与孩子交流，听其诉说、并适当进行开导等等。我曾经学过一点心理学，女性在遭受性侵害后，身心往往都受到伤害，如恐惧、噩梦、心悸、自卑等。如果受到多次详细的询问，那无异于受到重复伤害，这何况还是女小学生？

　　在有些国家，对这方面则有严格规定，如以色列在1955年颁布了一项保护儿童的法律中规定：对于一个遭受性犯罪伤害的儿童，调查官员只能在儿童家中对其进行询问，然后由这名调查官代替受害者出庭应诉。

　　此事经本报7月22日报道后，在小鱼同班同学的家长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女生小惠母亲开始怀疑，女儿长时间以来精神反常，也许与被抓的班主任有关。后经“审”问，孩子承认也被该班主任摸过。实习生林静华记录了她的采访过程：

　　“小惠跟我说，家人带她去报案的时候，她看到戴着大盖帽的警察叔叔就害怕，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问：‘那你怕姐姐吗？’

　　‘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姐姐是女的，而且没戴大盖帽，没穿黑黑的警服。’

　　我心里不禁提了个问号：如果这件案子换成便衣女警察来问话，会不会更好呢？”

　　目前该案仍处于侦查阶段，可能会进入下一个诉讼程序，直至判决，我不免担心，这些受害的小学生在以后的诉讼程序中，心理会不会再次遭受类似的不必要侵害？

　　本报记者　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