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19日下发通知，对大学生校外租房不再强行干预：要求“进一步落实学生按班级住宿”，“杜绝按学生经济状况安排住房”；对校内宿舍安排确有困难、须在校外租房的学生，要制定切实措施，做到相对集中管理。等等（《信息时报》7月24日A09版）。去年6月出台的“禁租令”仅存一年即告废止，除了因法律依据不足和“宿舍短缺”，笔者认为，深层原因是大学“教育市场化”面临的两难选择。
目前的教育操作，与市场交易很相似，从“不输在起跑线上”到追求名牌大学，整个过程成了以金钱、实力“购买”教育的过程。富裕家庭子女通过赞助、择校获得“优质教育”，最后进入重点、名牌大学，自然要比贫困子弟容易得多。而大学教育的不当市场化，也让其陷入两难境地：一面是空前的“宽出”（毕业容易），另一面是惯性下的僵化管理；一面是市场化倾向的扩招和收费，另一面是由此带来的新矛盾、新现象对传统管理的逆反。因为难以两全其美，于是强调“一面”时就有了某某“禁令”，顾及“另一面”时，又就有取消“禁令”的某某“规定”。
以“校外租房”为例，学校既然收取了高昂的学费，不好不让学生轻松毕业，学生们不住学校的“统一房”，即使违规又奈之如何？学校既然灌输“就业教育”和精英目标，学生们意识到思想交流和人际关系的重要，通过校外租房实现“人以群分”，对将来“捞世界”又有何不好？学校既要扩招、创收，宿舍不足之下还要实行“贫富分居”，学生又怎能不到校外租房？一句话，人文教育的淡化和商业价值观念的张扬，与大学的传统校规和旧有管理模式，往往难以协调。
这种窘迫在“通知”的内容中也能窥到端倪：是“校内宿舍安排确有困难”时才允许校外租房，还是对所有校外租房者均“不再强行干预”？对外宿生“相对集中管理”，是指校内无房才外租住宿的学生，还是包括所有外租住宿的学生？措词的模糊，反映出承认学生校外租房的合理性，又担心失于管理的矛盾心理。
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是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校外住宿的安全与否，完全可让他们自行负责。如果还要像未成年人那样加以“管理”，对他们毕业离校后自立于社会，能有什么好处？“集中管理”只是对“外租房”解禁的“自圆其说”而已。（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