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史]丁磐石：见证燕大在成都的岁月

　　在成都入读燕大，随燕大北迁复校，一校经历折射时代潮流

　　因为战争的原因，燕京大学与成都结下了一段短暂的缘分，从北京避祸西南的燕大也成了丁磐石的人生转折点。实习生高松摄

　　■人物

　　丁磐石1927年生于成都，1944年毕业于光华大学附中，1945年春进入成都燕大历史系，1946年随燕京大学复校到北京。1949年在上海参加创办《青年报》，1950年调回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任职，文革中曾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1978年调至中国社科院。现为《燕京学报》主编。

　　■记者手记

　　丁磐石的讲述琐碎，充满细节，相关历史时期的几个关键点，他都经历过了。抗战胜利、燕大北迁复校、大逮捕时期的燕京学生奔赴解放区，虽然有些环节丁磐石并非其中的关键人物，但是小人物可以见证大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洪流。

　　燕京大学的选题做了这么久，逐渐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燕京的资料，一步步突破瓶颈，除了那些无法接触到的、已经逝去的燕京人物，我要做的，是在这些至今健在的燕京人口中得到鲜活的历史。传诸于文献的资料，其实比真实的历史简略了许多，比如说成都时期的燕大。

　　在没有听丁磐石老人叙述成都燕大的经历的时候，我脑中的成都燕大的形象是呆板的。

　　学生有学生的生活，教授有教授的生活，作为学生，丁磐石见证了燕大时期的学生岁月，但是教授们的情形，不知道谁还可以讲述？关于成都燕大，我想，大概还会有别的故事。

　　为补充生源，成都燕大春季招生

　　1941年燕大被日本人封校，1942年迁到大后方在成都复校。1944年冬天，我中学毕业的时候，燕大刚搬到成都才两年。燕大复校的时候，很多从北方去的学生到成都就学，燕大也新招了一些学生。

　　1944年的冬天，日本人打到了贵州黩山，离四川就很近了。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发起从军运动，当时叫青年军，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十万青年十万军”。燕大的好多学生不仅从了军，而且还有很多因为英语好担任了美军翻译。燕大学生数量大为减少，为了补充生源，保证学生数量，那一年决定在春季招生。

　　我本来打算在家中复读半年，秋天再参加考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加上燕大又是个比较有名的学校，就和班上的三个同学一起去报名，没想到就考上了。

　　一进入燕大，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我的中学时代，大后方的空气是十分压抑的，在校园里，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少，皖南事变之后更是这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附近一些大学的学生被国民党抓走。我在中学时虽然对于国民党已经有了不满，但是对于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进入燕大之后，校园里的气氛很热烈，墙报也非常多，主要都是一些进步力量办的，另外，从校方来说，师生关系非常亲切，老同学对新同学也非常热情。注册的时候，燕大用的是英文，我们新生看不懂，都是老同学带着我们去办的入学手续。

　　我入学不久，就有同学发起组织了“新生读书会”，1944年秋天、1945年春天入学的新生都可以参加。我也就参加了，进去之后，看到了很多进步的书报杂志，比方说《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这都是共产党办的，民主党派办的报纸有《文汇报》，当时成都还有一个《华西日报》。“新生读书会”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时事问题，特别还讨论过国共的问题，说到抗战就要胜利了，但是内战的危机也就来了。通过这些讨论，我的思想慢慢转到了倾向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当时《新民报》著名记者赵超构到延安后所写的《延安一月记》都给了我比较大的影响。

　　参加学生组织，邀请民主派教授讲演

　　抗战胜利以后，曾经被日本人抓起来过的民盟重要成员张东荪从沦陷区来到了成都燕大，张东荪本来就是燕大的教授，他到了成都燕大之后，同学们都很欢迎他，请他讲话，他就讲：中国要民主，要搞联合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外国教授夏仁德也到了成都燕大，他支持学生运动在燕大是非常知名的。除了这些进步教授，我们还和成都其他的几个大学经常联合起来搞一些活动，比如五四的时候，我们就请了张澜在华西坝演讲。西南联大一些教授的讲演，也被燕大的学生做成墙板展览，比如说著名的闻一多的讲演、吴晗的讲演、张奚若的讲演。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在中学里接触不到的。

　　抗战胜利高兴了没几天，内战爆发了。1945年下半年，昆明发生了反内战的“一二·一”运动，消息传到了成都，燕大的学生组织起来搞了一次游行，我也参加了，支持昆明学生，反对国民党屠杀学生。之后我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

　　当时燕大的地下组织有两个，一个叫做民主青年学会（民协），一个叫创造社，英文名字的缩写是“CT”，起英文名字是为了掩护进步活动。民协当时就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关于创造社，现在有一些争论，但是当时创造社里面有党员，而且起主要作用。当时这两个团体都在新同学里面发展积极分子。

　　我在学校里经常和五六个同学一起讨论问题，也一起办墙报，无形中好像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结果参加这两个组织的时候，我们几个被分开了。两个人参加了民协，我和另外三个人，因为创造社拉得厉害，都参加了创造社。

　　刚进创造社的时候只是个一般成员，记得当时我们请过梁漱溟、张东荪等人做过讲演，看的东西也比以前多了。

　　当时我和以前的几个同学还是经常在一起看书，我们找《共产党宣言》，但是找不到，结果找到了列宁的《国家和革命》，但是看了也似懂非懂。

　　1946年初，我开始读辩证唯物论，当时在四川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相关的书，主要讲唯物主义，看了之后，思想上提高了很多。

　　燕大北迁复校，走了21天

　　抗战胜利之后，燕大开始准备北迁复校，大规模的回迁是从1946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当时的交通还很困难，学校一共分了四批。一批大概三四百人的样子，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四川，一个人走家中也不放心，干脆就跟学校走。当时的路线是从川北到宝鸡，然后从宝鸡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太原，从太原再到北京。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和汽车，中间还坐过大车，前后走了21天。

　　我之前没离开过四川，这次走出来，一下子看到了许多山水，更重要的感觉是终于从四面皆山的那种闭塞的环境中走出来了。我们家和巴金家是亲戚，巴金的家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的样子，那样的环境，是压抑的。之前我就想离开四川，到外面去，但是因为抗战爆发，出不来。我父亲有好几个兄弟，只有一个到过北京读书，我听他讲北京的生活很向往。这次跟着学校北迁，算是实现一个愿望。从四川出来，一过秦岭，心胸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

　　到了北京之后，燕园的湖光塔影以及知名教授的熏陶，让我在学业上大为长进，在学业上给了我帮助的燕园名师多不胜数，像洪业、邓之诚、翁独舰齐思和、聂崇岐、雷洁琼、严景耀、侯仁之。侯仁之先生讲课别开生面，他用卡车载着我们在北京四处走，边走边讲北京城的历史。从另一方面来说，能读到的进步书籍更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燕大的图书馆中看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一本就是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在成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燕园，这些书籍都是可以公开借阅的。

　　翁独健教授思想很进步，我那时候经常到他的家里去，收听解放区的广播，1947年毛主席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我们就是在翁教授的家中听的。1948年春天，世界学联的代表贝克曼来到北京，就是住在燕大，因为燕大最不显眼。在陆志韦校长和翁独健等教授的安排下，贝克曼住在外国教授家里。当时燕大学生和贝克曼有过两次会谈，谈中国的形势，谈中国内战，谈中国向何处去。我都参加了，其中有一次是在雷洁琼教授家中，但是我们的英语都是半吊子，磕磕巴巴的，教授还给我们做翻译。后来华北学联在燕大召开了正式欢迎贝克曼的大会，北京各个学校的学生代表都到燕大参加。

　　“大逮捕”前夜，同学半夜翻围墙出走

　　1948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社和民协在燕大北迁之后的1947年合并了，称为民主青年联盟。其实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时期，就有党员来发展我，但是我担心入党之后不能再专心做学问，没有答应。

　　国民党发动“八·一九大逮捕”的时候，燕大学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的一共有32人，名单都在报纸上公布了。

　　我当时是燕大学生会的常委，黑名单上没有，这让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我？因为平时我也没少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这里面有个原因，我一直没有说，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说出来会有麻烦。当时我的伯父和北京方面的国民党有些联系，我到北京的时候，伯父事先替我打了招呼。

　　另外我祖母的姐姐的孙子是国民党军统方面的特务，当时是戴笠的红人，我的舅祖父曾经和他打过招呼：“你这个表弟，你要照顾。”后来有些人看过了我的档案告诉我，当时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但是被我的那个表兄看到了，他替我说了一些话，说我还是读书的人，只是个跟着跑腿的，并不是主要的。就这样，我没有上黑名单，反倒能帮助同学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那时候党要求我搞交通线的工作，哪个同学要走，都是我先通过吴晗，设计好了交通路线再送走。走的时候，同学在夜里二三点翻过学校的围墙。当时走了六个人，有两个人因为生病躲在了乱草堆里。陆志韦校长得知同学们走了之后，才允许在校园外面封锁校园的国民党特务进校园搜捕。后来因为情势紧急，党组织命令我赶快撤退。走的那天，我到了翁独健家，翁教授当时正在散步，他对我说：“你要走，我赞成。走吧，大形势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腿脚不好我也走。”那时候我很快就要毕业了，迫于形势，我离开了燕园，到了解放区，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口述/丁磐石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