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鬼·情》：女性意识的无意觉醒

　　1987年女导演黄蜀芹编导《人·鬼·情》，被公认为内地首部“女性电影”

　　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叙事者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展开的，他们试图最大限度地接近女性，但结果总会留下遗憾。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视野，一些影片成为了中国女性电影的先声，而《人·鬼·情》的出现正是中国电影中女性意识由无意识到有意识这一过程的完满表达。

　　由黄蜀芹导演，上影厂出品的影片《人·鬼·情》本质上是一个女人的自我对话，半个人是女演员，半个人是她扮演的角色。从吴贻弓的《城南旧事》（1982）到黄蜀芹的《人·鬼·情》（1987），在朴素的电影中他们对厄运和绝望做了最诚挚的情感担当，在电影的背后氤氲着柔弱与温暖的情感将冷硬的现实包裹起来，使观众既可以直面人生的悲凉，又不至被这悲凉所戕害。而在此片之后上海电影也渐渐陷入了低潮。本报记者赴上海采访到了黄蜀芹导演，她向我们讲述了当导演的心路历程。

　　直到今天，评论界一直认为《人·鬼·情》是中国最具女性意识的一部电影，黄蜀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没有这种强烈‘主题先行’的意识，是边拍边清楚。”

　　《人·鬼·情》获法国第11届克雷黛国际妇女节公众大奖。

　　■人物

　　黄蜀芹原籍广东番禺，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场记、助理导演、导演。曾在《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等影片中任执行副导演。独立导演的影片《青春万岁》于1984年获苏联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纪念奖，《童年的朋友》于1985年获文化部1984年优秀影片奖、首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1987年与李子羽、宋日勋合作编剧并导演影片《人·鬼·情》，于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五届巴西利亚国际影视录像节电影大奖———金鸟奖；1989年获法国第11届克雷黛国际妇女节公众大奖。

　　受老“文华”的人文气质熏陶

　　1947年，我上小学一年级，那时“文华”公司刚刚兴起，像我父亲黄佐临、桑虎张爱玲那时都三十多岁，互相之间关系也很好。由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不了情》准备开拍了，剧中需要一个六七岁小女孩的角色，为了趣味桑伯伯想找缺颗牙、还懂点钢琴的小孩子。我那时正在换牙，父亲义不容辞地把我叫到片场来“救潮。我的戏只有几个镜头，当时什么也不懂，现在在碟片里看到那时的自己觉得很好玩。

　　父亲从没有要求过任何一个儿女从事电影工作，尤其是我，一直到现在不管是别人看还是自己都觉得我太不像导演了，不说话、性格内向。有意思的是我拍电视剧《围城》，钱钟书先生30年代在上海和我父亲相识，他笔下的方鸿渐，与我父亲他们留洋学习过的年轻人都很相像，所以特别能理解，我在1985年拍《童年的朋友》时看到小说《围城》后，被吸引住了，就是我印象中幼时上海的模样，到北京找了钱钟书伯伯，同意改编，然后用一百天拍成了十集电视剧，父亲看后很惊讶也很欣赏地说，“你如何知道我们那时的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说不清。

　　在共和国的幼年度过我们的青年

　　我在上中学期间数理化莫名其妙得好，老师对我也很关注。就在高三快毕业的时候，忽然没理由的就一心想考电影学院，家里也没有思想准备，父母也很惊讶，因为我平时挺拘谨的，不像搞文艺的人，我也从没有表现出我对电影的喜欢。父亲很理解我，我一边哭一边说，觉得天大的委屈总算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时认为自己从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也没有展示出艺术天分，要考电影学院，这件事是说不出口的。后来打听到1957年电影学院导演系正好没有招生计划，再招要两年以后了。那就等！

　　到1959年我考入电影学院，同学中也就我和郭宝昌后来独立做导演拍片子，那时有热情但盲目，这种盲目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慢慢走向成熟，所以我说我们在共和国的幼年时期度过我们的青年。而真正独立的时候，却都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了。

　　80年代对我们很好

　　到我们真正做导演的时候是在80年代，80年代对我们很好。我对很多同年龄的人说我们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了一个80年代。其实我觉得只要有那么一段时间，就足够你充分发挥完成任务，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可以结束了。

　　1985年之前的尝试还不是很成熟，之后就是特别自觉的状态了，时间很短，错过了就没了，抓住了你就肯定能留下一笔。像《城南旧事》出来绝对是革命性的，人和人的亲情关系以及和环境的关系、还有对情感的态度，它把政治的东西放在一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我指的不是样式的问题，是电影观念！

　　1964年走出学院，直到12年后才摸到摄影机，后来我跟了谢晋导演两部戏，做《啊！摇篮》和《天云山传奇》的副导演，他对电影的感情之深是让我们这辈年轻人非常佩服的，而且从不优柔寡断，特洒脱。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是《当代人》，那时没有自己主动选剧本的，外厂想拍管上影借导演，结果徐桑楚老厂长让我去，我那时还是副导演，拍完这部戏后就可以在上影拍戏了。因为电影是一个太庞大的合作体系，特别需要高人来助你一臂之力，要给你机会。

　　拍《人·鬼·情》时探询的过程痛快淋漓

　　《人·鬼·情》公映后两位女学者戴锦华和杨美惠到上海我的家里来找我，和我聊创作经历，后来也是她们撰文说到这部影片是中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女性电影”，我当时没有这种强烈“主题先行”的意识。

　　但可以说这个探询的过程很过瘾，简直是痛快淋漓。我也是边拍边清楚、边感觉，影片拍完也特别清楚了，价值观到底是以谁的需要来定？一定是有主流，也就是男权。我对此有了很清晰的看法，在拍摄实践中感受到了。影片也很含蓄，我没有强调什么。

　　其中有一个细节大家都会记得，小秋芸在刻苦练功时大汗淋漓倒在草垛上，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问“姐姐，你死了吗？”那个细节是个神来之笔，本来想找一群大嫂来问，结果我跟副导演想找一个不穿短裤的小孩子，机器都架好了，找来几个小孩子看看谁的“小鸡鸡”好看，拍的时候特好玩，谁都不知道要拍什么，其实都是无意识的。

　　应该说这部戏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裴艳玲，也就是“钟馗”的扮演者，她个人的经历给我很大的启发，她人很痛快，和我谈她的生母生父和养父，一直到她的那位老师，最光辉的一笔是她12岁时被毛主席接见，当地的干部也希望我们主要写这一段，我觉得和我们要表达的没关系，选择不一样。

　　裴艳玲是属于那种做人做透了的女人，特别自我，放光的人。后来她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和她当时的老师（姬麒麟饰）终于在一起了，我想象中她的“梦中情人”应该英俊逼人，结果看到的是一位小老头。另一位对我影响大的是我先生郑长符，他擅长画戏剧人物，对戏曲非常熟悉，我对这个不懂，拍的时候先生在我身边给我把关，各种各样的脸谱都应该怎么拍，包括最重要的钟馗形象。他去年过世了，我很感谢他，也想念他。

　　口述/黄蜀芹（现年65岁，现居上海）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电影笔记

　　一次悲剧性别的突围

　　假如说梅兰芳把女人演透了，那么裴艳玲就把男人演透了。更仿佛女人的柔只有男人最懂，而男人的刚也只有女人最爱。

　　表演是要给人看的，把表演的定义放宽，男人女人都是表演给对方看的，一旦看客变成其中一份子，那内里的甘苦，也就随之浩荡了。黄蜀芹执导的《人·鬼·情》，可以从这方面去揣度。

　　后来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讲的也有这个。

　　最早听到裴艳玲的故事，是蒋子龙的那篇叫《长发男儿》的纪实文学。再看黄蜀芹亲自请裴艳玲亮相的这部《人·鬼·情》，已脱离了这篇传奇的色香味，而变得越发深沉，和利于绵延了。当时，直到今天，评论界一直认为《人·鬼·情》是中国最具女性意识的一部电影，一个女人借助舞台，借助男儿身，获得身份的认同，性别的补充，更深刻的是，女性趋于梦幻特质的一面得到了极为深刻的延展。从某方面来讲，它超越了东风压倒西风式的女权论调，而呈现出一种直面困境又绝不沉沦的，更高尚更合理的女性立常黄蜀芹也是靠这部电影，成为第四代女导演中的中坚力量。

　　一直都觉得中国女导演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放之世界影坛，都是相当难得的。就拿第四代女导演来说，除黄蜀芹外，王好为、陆小雅、张暖忻都是中国电影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她们并不特别热衷靠自己的性别身份说话。黄蜀芹也是这样，这之后的《画魂》虽是讲女画家潘玉良的，但片子比较就事说事，没有太多的说道。而黄蜀芹最早的《当代人》涉及的是企业改革；后来又拍了《青春万岁》讲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女中学生；还有一部《童年的朋友》，我个人非常喜欢，战争时期孩子们略带忧伤的友谊，非常动人。黄蜀芹甚至还拍过一部不伦不类的惊险电影，叫《超国界行动》；还有一部还算不错的儿童电影《我也有爸爸》，那几个身患绝症的孩子，实在是可爱得令人难忘。不难发现，这几部影片不仅在质素上参差不齐，题材、样式更有着几分前言不搭后语的味道。也可以说，黄蜀芹对成为作者型导演兴趣不大，也许她也有她的隐衷。

　　这样看来，黄蜀芹就电影方面来说，比较追求个人风格的只有《人·鬼·情》，还可以加上一个《童年的朋友》。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她精品频出，但还是觉得有些不明就里的惋惜。黄蜀芹在电视剧方面的成就多少弥补了她在电影领域的不太完满。首部电视剧《围城》，成为中国名著改编最为成功的电视剧之一，并带动了钱钟书热。那也是阵容最为豪华的一部电视剧，不说陈道明、英达和葛优，他们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声名。最厉害的还得说是文化部长英若诚、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携妻子张文蓉、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沙叶新、《小城之春》的编剧李天济都纷纷加盟，挎刀客串。这种阵势，以后怕是很难见到了。黄蜀芹执导的《孽债》也是海派电视剧中当之无愧的精品，当年也是全国热播。这两部电视剧一文化一市井，都彰显了黄蜀芹对“人生”二字的深刻洞察和领悟。现在，很少见到黄蜀芹的影视作品，听说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虽然这样，有时仍免不了要硬起心肠期待黄蜀芹的下一部作品。□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