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精彩大文章

　　粮食，在我们国家是个有大量文章可作的题目。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一直在作这篇文章，成绩斐然。几个大数字：现有人口比刚解放时增加一倍，耕地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增加一倍多。我们以占世界总数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社会主义四十年，我们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这文章远未作完。我国的粮食还不宽裕，每人平均接近四百公斤（原粮），只能算

　　三十多年前，从1953年到1955年，我们国家进行了经济战线的第二大战役——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奠定了以后几十年安排粮食供求的基础。第一个战役，是新中国建立不久，统一财政金融，稳定市场物价。由于我们接受的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彻底崩溃的烂摊子，解放全国的军费支出又很庞大，入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全国人民深以为苦。党中央、政务院当机立断，采取高度集中的措施，统一全国财政金融。经过时间不长但很周密的准备，通令全国一体遵行。事情也怪，人们觉得似乎一夜之间市场、物价突然稳定了。这就是傅作义先生所艳称的“共产党一个电报解决了国民党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会之前，委员们议论对国家顺利统一财政金融的感想，黄炎培等委员先后说了不少内行话，对党中央此举衷心赞服。傅委员戎马一生，最后不从经济而从政治角度说了这么一句概括的话。我当时采访，各位委员的每句话都是仔细听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傅委员这一句。

　　经济战线第二次战役比第一次战役更艰巨。第一次战役主要处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由于主要是共产党对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把道理说清楚，把界线划清楚，不难令行禁止。顺便说一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时是没有人干的，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话。第二次战役要处理国家同几亿农民的关系，同全国粮食消费者的关系，同几百万粮食商人的关系，它的难度和广度，超过第一次战役许多倍。

　　根据当时的统计资料，解放以前，我国粮食最高年产量为一千五百亿公斤，那是抗日战争前一年，大丰收。此后产量逐年下降，1949年仅有约一千一百三十亿公斤，每人平均一百九十公斤左右。解放后经济恢复时期，粮产量即逐年上升，1952年为一千六百三十九亿公斤，1953年达到一千六百六十八亿公斤，每人平均达到二百五十多公斤。当时城市供应充裕，农民生活改善，经济作物发展，牲畜头数增加，都是粮食增产的铁证。

　　土地改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是那几年粮食产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除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土地改革如期完成，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约七亿亩耕地和大批耕畜农具，每年约合三百五十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免除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如火山爆发，广大农村一片繁荣欢快的景象。但是，党中央早在筹划、许多人尚未料到的情况发生了。1952年我国粮食增产，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年度跟生产年度不同，从本年7月到翌年6月为一年度）的粮食销售量竟比上年度猛增84％；1953年粮食比1952年增产，秋收后国家收购计划却月月完不成。另一方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城市和工矿区迅速发展，人口增加很快，对商品粮的需要相应增加。购少销多，有人说我国粮食供求发生了结构性“危机”。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发家致富的劲头是很高的，出现了两种积极性：互助合作积极性和个体经济积极性。许多农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互助组、合作社，依靠集体发展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有发展，日益显露同国家计划格格不入的倾向。农民改善生活，吃得比过去好一些、多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能够提供的商品粮比过去少了。还有些人存有粮食不卖，粮食商人和富农乘机囤积粮食操纵市场。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尖锐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引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就是指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战略措施。

　　陈云同志主办这件大事。他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经济战线两次战役主要主持人。因为此事关系太大，经过反复、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拟定多种方案，全面权衡比较，最后决定实行统购统销，党中央、政务院研究批准，通令全国施行。在一次规模不大的会议上，陈云同志说，统购统销是同几亿农民打交道，不下这个决心不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法搞，出了大纰漏也不行，农民要打扁担。这好比挑着一副担子走路，一边是黑色炸药，一边是黄色炸药，稍有不慎，就可能出乱子。可是想来想去，还是非走这条路不行。50年代初期，我作为报社编委成员，有幸参加若干类似的会议，深感当时领导处理此种大事，确是高瞻远瞩，算无遗策；在酝酿、研究、拍板的时候，却是殚精竭虑，战战兢兢。

　　粮食统购统销于1953年秋后实行。1954年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高度评价它的重大意义：“保证国家粮食的供应和市场的稳定，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与资本主义反限制的活动进行斗争。”1954年9月，我国陆续实行棉花、食用油料计划收购，加上农村供销合作社不断发展，初步切断了农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系，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大促进。1953～1954年粮食年度末，即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几个月后，国家粮食收购量比上年同期增加80％，销售量增加33％，迅速改变了供应大于收购的情况。当时，相当于中农生活水平的居民占农村人口的多数，余粮主要在他们手里。经过在农村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中农跟贫下中农一样，政治觉悟大有提高，少数囤粮放债想走富农道路的中农，也能响应政府的号召，遵守统购政策，按规定交售余粮。但是，许多人多年形成的积粮发家的习惯和偏见，短时间不易改变，稍有风吹草动，思想容易反复。另一方面，粮食统购统销是从未听说过的新事物，基层干部缺少经验，加以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计算每个农户的粮产量和余粮、缺粮的实际情况，工作量太大，政策原则的掌握稍有不准，就会发生偏差和漏洞。例如有些农民有余粮，国家没有购到；有些农民没有余粮或余粮不多，却统购了或购多了，有的该统销没有统销或统销不及时，不该统销的却统销了或销多了。1955年春天，广大农村突然出现了一股粮食紧张的空气，“家家谈统购，户户说粮食”，解放以来从未有过。

　　由于不了解上述宏观情况的深层原因，人民日报社几个直接从事这方面宣传报道的编辑懵头了，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否定统购统销的说法，一时想不出从哪里剖析辩驳。老办法，到中财委、国务院五办求教（国务院第五办公室领导财经工作，李先念副总理兼主任），很快把情况搞清楚了：“家家谈粮食”原来是一股“空气”。1954年，长江沿岸虽然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水灾，但因全国大部地区收成很好，粮食产量还比1953年多二十五亿多公斤，每个农民平均占有原粮二百八十公斤左右（农民交公粮、卖余粮后的自用粮，加上国家返销到农村的粮食），按当时的消费水平，是够吃够用的。但从1954年9月以后，城乡粮食销售量却不正常地大幅度上升，有些省四个月在农村销售的粮食，以每人每天食用半公斤计算，相当于供应了农村人口的70％到80％，为统购统销以来所未有。因此，结论只能是两条，一曰坚持，坚持统购统销，二曰改进，纠正执行中的缺点，措施是整顿统销，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1953年初办统购统销缺少经验，秋收后以很大力量、很多时间搞统购，1954年春季以很大力量、很多时间搞统销，耗时费力，群众还感觉你老在“折腾”。实行粮食“三定”，定农户的常年粮产量，定余粮户的统购量、缺粮户的统销量，同时安排，一次搞好，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当时城市浪费粮食现象相当严重，原来以户定量，很不精确，以后改按年龄大小、劳动轻重以人定量，合理多了。我们按照这些情况、意图和部署，及时发表了一批社论、调查材料和文章，可以说是“对症下药”。

　　1955年7月22日，陈云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对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用确凿的事实和数字，回答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误解和疑问，说明当时农民实际占有的粮食，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安排得当，是够吃够用的，当然还谈不上很宽裕。1955年春季出现粮食紧张的空气，从全局来说，不是由于1954年粮食减产，不是由于出口粮食太多，也不是由于1954年国家收购太多（一小部分地区收购多了些，数量不大），主要原因是思想问题——农民不习惯统购统销。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他们的习惯是交租纳税以后，形式上自由处理余粮。他们可以按照规定卖余粮，很快又想买回去，而且想多买一些，总觉着粮食存在自己手里稳当、方便。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决定整顿粮食统销，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城镇，把道理说清楚，同时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那股紧张空气就消失了。为了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同农民成立协定，实行粮食“三定”就是成立协定的基础。当然，要根本解决粮食问题，必须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依靠集体发展生产：同时坚持统购统销，“在长时间内，在全国节约粮食的消费。”

　　一个月以后，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使统购统销制度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更好地贯彻粮食计划供应政策，保证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健康发展。政策真灵，在此之前，城乡粮食销售都多，反而冒出那么一股紧张空气，采取上述措施以后，粮食销售量显著减少，那种空气反而消失了。事在人为，“把政治动员工作和具体业务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把统购工作和统销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这就是搞好粮食工作的主要经验。

　　人民日报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按照中央的意图和部署，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结合进行，议论比较有力量，层次也相当明晰，总的说，我看是及格的。有两点记忆较深。

　　一是准确。对党和政府关于此事的精神“吃”得透，懂得“为什么”，了解“所以然”，按照这种理解组织宣传报道，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说法，借用一个词，把这称作“第一境界”。这种时候编辑、记者心情舒畅，敢于创造，成果比较显著。出现这种“境界’，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上级加强指导，及时把领导意图、事物原委以及工作部署的“底”告诉我们，这是最重要的思想支持。人民日报同财经战线指挥机关中财委、国务院五办联系密切，是范长江任社长时开创、争取的。新中国建立后，财经方面“新闻”多、任务重，敏感过人的长江同志亲自同中财委联系，在中财委设有一个办公室，有些重要社论就是在那里写的。他参加许多会议，并同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等同志保持经常联系，能得风气之先。范离开报社后，这种联系保持下来，以后多数时间是王揖，少数时间是李庄，经常参加有关会议，几位主任也常把我们找了去，就宣传精神、报道要点和注意事项当面给予指示。这种“第一手”精神，当然是很直接最精确的。二是自身勤奋学习。新闻工作者要学的东西太多，我认为依次为理论、政策、知识、语文，其中最大量的政策学习，经常结合当前的宣传报道任务进行，为应用而学习，因目的明确最易收效。另一种情况，像宣传1955年第四季度以后的加速合作化，我们对这一重大发展，不知“底里”，不明“究竟”，由于是毛泽东同志的重大决策，我们相信必然正确，宣传也很积极。但是讲不出多少道理，更谈不到什么创造性。我把这称作“第二境界”。等而下之，像“大跃进”以后的困难时期，尽管已经感觉路线有偏差（当然在理论上说不清楚），但是要宣传路线正确，明明看到形势不那么好，还要宣传形势很好。违心之作出不了好文章，我称这是“第三境界”，所幸这种情况早成过去。我们完全有可能采取经常求教、勤奋学习等等说来平常实际并未很好坚持的方法，避免“第二境界”，提倡和发展“第一境界”。

　　二是集中。从1953年第二季度到1955年第三季度，两年多时间，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宣传，有时“倾盆大雨”，多为“细水长流”。我们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一个部分，同农业合作化的宣传密切配合。专门论述粮食问题的社论有四十多篇，业务性的不多，主要讲形势、政策和思想。大量的是论文、新闻通讯、调查材料和读者来信，多方面论述统购统销的合理性和迫切性，传播搞好统购统销和节约粮食的经验，批评人们在这个领域思想上、工作中的陋习和弱点。由于这些问题涉及每一个人，来稿十分踊跃。例如，1955年8月4日2版的讨论粮食节约专版，包括关于节约粮食的思想动态，有代表性的节约计划，直至改进烧饭方法等内容。有一篇文章介绍上海澄衷中学用“生火蒸饭”法节约粮食的经验，还附了蒸饭的炊具和操作过程示意图。不少读者来信称赞这种报道方法，希望“拣大家关心的事情继续如法炮制”。可见只要题目抓准了，技术性很强的文章也能赢得读者。

　　国务院发布关于统购统销两个“办法”后，人民日报的宣传又出现一个小高潮。连续发表多篇社论，逐日刊登《把粮食“三定”政策贯彻到户》《做好市镇粮食定量工作》等专栏，执笔者有省长、基层干部、家庭妇女、区党委书记、市长、农业合作社社员等，不仅表示拥护两个“办法”的态度，主要从个人的经历、岗位谈对此大事的认识和体会，不少人提出进一步搞好这项工作的意见。195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发表，《人民日报》关于统购统销的宣传告一段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人民日报》国内宣传任务很重的时期。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经常占据要闻版大量篇幅和国内版主要篇幅。为加强统一安排，当时由总编室编组各版，编辑部各部向总编室供稿。这时值得一提的是对评论性新闻的提倡。1955年11月，《人民日报》编委会规定了有关各部向总编室供应评论性新闻的指标：农村工作部每月一百篇，工业商业部八十篇，地方记者部七十篇（地方记者部供给的稿件，以农村题材为多），共二百五十篇；以采用70％计，每天近六篇。编委会指出评论性新闻的性格：“根据事实加以必要的评论，以事实为主，评论为次，尽量作到夹叙夹议，在事实和叙述中夹入评论。要研究写作方法，注意文字生动，有风趣。”从新闻业务而言，应该说是一项重要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新闻作品以新闻、通讯、评论为主，没有提倡评论性新闻。新闻、通讯也有扬抑、褒贬，记者把个人的观点、感情“渗入”作品中，通过事实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般不直接说话。评论性新闻不同，它把事实、观点明摆出来，直接表示记者——报社的意见和态度。在革命形势发展迅猛，社会变动剧烈，群众思想普遍活跃的时候，这种文字的战斗性和指导作用特别鲜明，至今还在广泛采用。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