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子越快越好么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阐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合作化要贯彻自愿互助原则，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指出发展合作社不能盲目追求数量，而要十分注意质量。这一系列科学论断对于正在实践社会主义的亿万干部和农民群众起了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但因尖锐地批判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也造成不少遗留问题和合作化运动过分的加速度。

　　《人民日报》10月17日刊登了这个报告，次日刊登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上述报告制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高潮达到了何等规模和速度呢？几个数字可以说明：1951年底，我国有三百多个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达到一万五千个；1954年秋收前，达到十一万四千个，1955年底，增加到一百八十四万个；以后并社升级，1956年底已有规模扩大了的农业合作社七十五万六千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0年有一个；1955年有五百个；1956年达到五十四万个，入社农民一年间从四万多户猛增到一万零七百二十四户——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化。①这是划时代的大变化。人民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特别是直接担负这方面宣传报道任务的农村部同志，长期处在兴奋之中。革命进程加快了，还有比这个更令人高兴的事情么？解放战争原来准备打五年，结果三年多就胜利了，在第三年，我们就时时出现这种心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大目标。在日本侵略军重围之中，在蒋介石大军压境之际，想起这个伟大目标，士气昂扬，信心倍增。而现在，它在几亿人口的农村出现了。一年多时间中，农业合作化成为报纸的首要宣传任务，评论、新闻、文章，比1953年结合总路线宣传进行的农业合作化宣传还要集中、突出。

　　但兴奋之中又有困惑，主要是心里不大托底，这来源于对一些问题的解释不大理解。中央原来的提法是在大约三个5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精神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之中。在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工作进程超过原来的构想本是常事，多数情况下也是好事。但步子这么快，是否扎实、稳固？我这个具体组织这项报道的编委成员，心里经常嘀嘀咕咕。据我观察，多数编辑同志也有这种思虑，只是轻重不同，心照不宣而已。

　　经邓子恢同志同意，我们委托李克林同志常驻中央农村工作部，作为联络员，也称驻部记者，任务是写文章，传达领导意图，沟通工作情况。这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知道，农村工作部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例如建社原则、合作化的规划和进度都是经过批准的，工作是尽心尽力的，哪来的“小脚女人”呢？大家都是实心实意干社会主义，即使有人想干得快些，有人要走得扎实些，这同“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种内心活动一般不大暴露，因此也就难以得到别人的帮助，但对工作却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新闻工作者十分珍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1954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本来不慢，而且暴露出不少属于急躁、粗糙的问题。1955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充分肯定成绩之后，指出“有相当部分新社是在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立的”，“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我们赶紧按照《通知》的精神组织宣传报道，连续发表一批社论，反对急躁冒进情绪，提倡重视和解决大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整顿巩固合作社。除了社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发表了一系列加了花边的短文，针对合作化运动中产生的突出问题，一事一题，开门见山，具体分析，褒贬臧否，读者相当欢迎。这些短文多出自李克林之手，她常驻农村工作部，易得观点、材料之助；其他同志也写，以“仲夏”、“杨紫”等笔名发表。《不要拔苗助长》《深入了解社员的思想情绪》《紧箍咒是没有用的》《强迫命令一定把事情办坏》……从这些短文题目，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思想倾向。

　　从1955年10月开始，对邓子恢同志代表的思路的批判升级，提到“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的高度。我们也感受到压力，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意图、部署进行宣传，当然担心累及池鱼。为以行动改正过去的阙失，连续发表应该大发展、可以大发展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我们作必要的文字整理，署发言人姓名发表。同时按照新的精神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宣传计划，报中央审批。

　　毛泽东看过宣传计划，作了重要指示：直接影响农业合作化指导思想的右倾思想已经解决，当前要强调提高合作社的质量。他指示，宣传要同全国规模的运动相适应，力求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倡及时解决问题，不要问题成堆了再去解决。党报要随时就下边发生的问题写评论，加强党报及时指导实际的作用。

　　听了上述传达，我们松了一口气，没有受批评。而且“提高质量”这个精神特别适合我们的胃口，不仅在采编工作行动上积极执行，思想也显著活跃起来，立即写了社论《发展农业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10月25日发表。这篇社论肯定“运动的健康一面仍然是主流，可是简单粗糙、不切实际的作法也发生了”。社论引用有些省自我检讨中提出的那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少工作人员急于争先进、赶任务、比数字。在宣传工作中，有断章取义甚至信口开河的现象”；“有的用‘挑战竞赛’的办法动员群众入社，有的原来没有一个社的空白乡，一下提出‘百分之百’合作化。”社论提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才不至于使问题成堆，严重影响农业合作社的质量”。此后陆续发表一批社论，如《进行合作社规划必须发动群众》《一有问题就去解决》《解决新问题巩固合作社》《闻胜勿骄》等等，提醒人们要肯定成绩，及时解决问题，提高合作社的质量。当时很有一些地、县干部来信反映，这些社论起了令人清醒头脑的巨大作用。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传达中央的精神。

　　但有些新闻起的作用跟社论不同。1955年11月21日头版头条新闻《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24万多个》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展开，从8月初到11月上旬，新建农业合作社达五十九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已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个。新闻接着介绍一些大区和省发展合作社的情况，主要是摆列数字，如新建多少合作社，入社农户已达总户数的百分之多少。这篇新闻如此报道数字即进度，很可能产生一种预料之外的副效果：衡量工作成绩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比进度、比数字。不分析某个大区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自然和历史条件、互助合作基础等等，只报道最终数字，即使只从写文章的角度说，也是不妥当的。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登一篇新闻说，全国农业合作社已超过一百三十万个。“只要各地领导机关继续加强领导，进一步批判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预计明年（1956年）秋天，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1956年1月3日又登载一篇新闻，报道（1955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已达一百九十多万个。

　　这种新闻该怎样写，很值得研究。我们的干部都愿意当先进，都怕说落后；遇到大的运动，更是求胜心切。这种心态不能说不好。但在新闻报道中，单纯或主要列出一批不提背景、条件、不讲质量也难讲质量的数字，等于单纯张榜公布“成绩”，很可能起某种“将军”作用：看，某某干得好，某某落后了！哎呀，这可不行，我们要赶上！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宣传方法曾经用过相当长的时间。修水利，搞绿化，都曾在报上“展览”某地某地挖掘土方、绿化面积等数字，却不提或很少提此地同彼地不可比的各种条件。这种新闻有可能促人发愤，也可能压人造假。领导机关对工作进度和工作成果进行调查统计是必要的，报纸宣传却是另一回事。

　　195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国务院发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供全国讨论和试行。考虑到许多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还没有建立必要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许多基层干部还缺乏领导集体生产的经验，我们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商量，写了一组讲话，帮助干部、社员学习“示范章程”，用《向农民群众讲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栏题，在报上连载。这些文章的题目是：《办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劳动农民都应该争取作一个好社员》《按照互利原则处理入社土地》《公平合理地处理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按照入社的土地分摊股份基金》《集体生产是先进的有计划的生产》《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谁劳动得越多越好，谁得到的报酬越多》《社里财务工作要有一定的计划和制度》《社内生活是进步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管理合作社的事情》。这是我们理解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的性格、面貌，以及我们认为办好这种合作社的方方面面。读者反映不错，许多人来信敦促早日结集出版。小册子问世很快，印数也相当多。但为时不久，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社迅速升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批文章又过时了。

　　1955年底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以“本书编者”的名义写了序言，并为其中一百多篇文章写了按语。由于工作需要，我们下功夫学习此书，得到正反两方面的教益。其中一个观点，“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作，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作呢？”我们觉得雄辩有力，不易遭到反诘，以后写文章多次学用。有时能够说服人，有时却引出反效果。中国这么大，情况很复杂，此处作得到彼处作不到、或作了必要准备以后才能作到的事情太多了，不讲时间、地点、条件，一味如此“将军”（当然是客观上使读者感到“将军”），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诱导弄虚作假的副效果。当然，人们是不断进步的，十几年来，这种说法已经很少见到了。

　　总的说来，在这个阶段的宣传报道中，我们力求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精神，按照中央两个“决议”的精神行事。事后看，多数社论的论断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有的也相当出格。1956年1月24日社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讲了“反对”什么，也讲了“防止”什么，形式上还是全面的，但提法有先有后，重点还是反对保守：“保守思想就是客观上可能办的事情，主观上并不努力去办。冒进思想恰恰相反，它是客观上不可能办的事情，硬要去办，甚至不惜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办。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保守思想，也要防止急躁冒进。”这道理原是不错的，可是后面举的例子，就有可能使人误会为提倡冒进了：“个体经济所办不到的事情，合作化以后就办好了。甘肃省贺兰县黄河两岸四十里长的防护林，原计划三年修成；合作化以后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巨大工程。一天与三年比较，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此事也许不假，但不讲背景、条件，估计相信的人不多。

　　在这一年，农业合作化继续加速发展。我们一方面宣传农业合作化必须加速发展，可能加速发展，为干部、农民鼓气；一方面又强调质量第一，不能急躁冒进。有些文章未能把两者统一起来，读者可能感到生硬、不连贯。我们头脑中、笔头上辩证法不多，对于“又多又快又好”，常常不能说得自然、入理。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天报纸登载“纲要”全文。这个文件气魄宏伟，但有不少内容不切实际。有些硬指标，如1967年生产粮食一万亿斤、棉花一亿担，到现在仍然是奋斗目标。对一些弹性较大的“软”指标，如农业合作化，却起了加速又加速的促进作用。7月1日，报纸登载了《高级农业社示范章程》，此后许多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升级并社，大批农民直接参加高级农业合作社。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宣布1955年11月，即初级农业社示范章程刚刚公布时候，参加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还不到总农户的一半，高级农业社还在试办阶段，时间仅仅过了半年，到1956午5月底，参加初级农业社的农户就达到总农户的90％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又很快转为高级农业社。社论兴奋地说：“在我国农村中产生剥削制度的基础，快要根本消灭了；五万万农民的命运，快要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了；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快要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化。”这是《人民日报》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表的最后一篇带有总结性的社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公开发表以来，不到一年，先后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三十多篇，在人民日报历史上是少有的。

　　在我国农村尽快打下社会主义根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运动作了公正的评价。“决议”概述了三大改造的原则和进程，接着说，“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81年3月，党中央为受到错误批判的邓子恢同志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彻底平反，认为他们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