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断了

　　《人民日报》1956年7月的改版，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次方向对头、步子不小的改革。我在1986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四十年间三大事》，把改版列为人民日报四十年间三大事之一（另两事是“会师”——讲《人民日报》由农村转入城市，许多新闻人才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考验”——讲人民日报职工在十年内乱中经受的磨难和取得的进步）。改版的某些设想和做法，很可供后人参斟和思考。

　　这次改革酝酿已久，1956年条件逐渐成熟。当时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包括编报人自己，对报纸都不满意。本来1952～1953年各大行政区党报的业务骨干会师北京以后，人民日报人手充实，经验汇集，报纸一度出现清新面目；言论加强了，新闻增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当活跃，也能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问题。但是好景不长，那种不清醒因而不巩固的生动活泼，很快被死板、沉闷代替。原因很多，我看主要有如下几个：

　　（一）多数同志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办党报，惯于直接代党政机关发言，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当时根据地干部、群众对敌人进行生死斗争，目标明确，思想集中，能够理解以至积极要求领导机关通过党报进行集中指导，我们也习惯采取某种直接灌输的宣传方法。50年代中期，报纸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读者的要求，同游击战争年代比都有很大变化，但报纸没有及时进行研究分析，对新情况视若无睹，对读者的合理要求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麻木。钉子碰了许多，终于逐渐醒悟了。

　　（二）50年代初期，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例如对某些省、市领导作风不民主，对某些干部搞特权，对一些地区浮夸虚报的批评，一度很有锋芒。这些批评大部准确，少数失当，有的要求过急。各类批评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遭到责难和非议。报社未能坚持也难坚持必要的斗争，逐渐偃旗息鼓，落于现实生活和群众要求之后。

　　（三）学《真理报》产生某些负效应。新中国建立后，“一边倒”学苏联，报纸也不例外。党中央对此是清醒的：学好的不学错的，学适用的不学不适用的。但我们没有这种水平，而是不加分析囫囵吞枣，一概都学。例如，人家说人家的报纸是没有错误的报纸，有了错误也不更正，我们照学；人家的宣传路数是报喜不报忧，写文章喜作泛论，说套话，我们照学；人家版面呆板，标题简单，我们照学。说起标题，我国新闻工作有个优良传统，很讲究标题。记得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已改名埃塞俄比亚），阿王塞拉西离国出走，我国有家报纸标题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肩题）阿王塞拉西出走圣城（主题，圣城即耶路撒冷）》。近六十年，哪家报纸不记得了，这个标题还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反观我们学习的那家报纸，朝鲜战争期间，它每天报道朝鲜的大事，战争进退也好，停战谈判也好，一律标成《朝鲜的事件》，能不使人倒胃口？当时我负责夜班编辑工作，为此提过意见，还受到批评。现在写这些，当然不是评议责任，而是说物极必反，这时要求改革的积极性，编报人并不低于看报人。

　　（四）报纸办得不好，群众有意见，领导也有意见，办报人经常受到批评，包括“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这样严厉的难说完全公允的批评。报社很多同志有一种动辄得咎的感觉，越受批评越拘谨，越拘谨越无所作为。有些干部锐气消磨，多数干部却追求振作。

　　党中央要求《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央机关报，人民群众希望人民日报办成代表党、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报社职工憋着一股劲，要争一口气。除了领导、群众强力督励这个决定条件外，还有一些因素也起着作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良好，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各项工作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各方面人士热烈拥护，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于5月下旬作关于“双百”方针的重要报告，受到要求解放思想的广大听众、读者热烈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对人民日报的改版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个规律性现象：什么时候路线正，形势好，什么时候新闻工作就活跃，有生气，思想上清规戒律就少。反之就平淡刻板，死气沉沉。1956年正是政治承受力比较强的时期。

　　这次改版是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指导报社进行的。报社事先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成立了编委会领导下的“七人小组”，具体筹划改版工作。小组下设八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他们利用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信函征答等方式，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和宣传部，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各大学新闻系、各大新闻单位、文学艺术团体、知名作家，“征求对报纸内容、形式和报社群众工作、发行工作的批评建议”；选定一些国家的主要报纸共四十多种，译出版面、标题和主要文章、新闻，作参考借鉴；征求我驻外使节对报纸特别是国际宣传的意见。参加各小组的同志情绪极高，发扬拚搏精神，进行大量的细密的调查研究。如改进新闻小组，对《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至4月30日刊登的新闻作调查分析，这四个月每天刊登国内新闻30～40条，平均约九千字，所占篇幅相当全报纸（对开四版）的五分之一（当时文排六号宋体，每版净字数一万字稍多），其中半数是会议新闻。小组建议改版后每天新闻增加到二万五千字，并适当压缩一般会议新闻、公告和涉外新闻。改进文章小组分析了几年来报纸上发表的理论、政论文章，认为有不少水平不高。一因编者本身水平低，一因有些看法不对头：“我们坚持一种定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因此不能发表争论的文章，所有文章都应当是结论性的，完全正确的，不可动摇的。我们惯于要求每种新的意见都要有‘根据’，这个‘根据’，又不是指事实材料的‘根据’，而是经典著作的‘根据’，文章稍有一点新的见解，我们便认为‘经典著作没有讲过’，不是删去便是弃而不用。”“因此发表出去的都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文章，语语有出处，字字有根据。”文章改进小组建议：1．扩大选题范围；2．改进选稿标淮，不能只是“没有错误”，要有新鲜内容；3． 开展学术讨论；4． 增加体裁品种。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改版是人民日报少有的群众自觉参加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积极投入“献策献计”热潮中。此时编辑部有三百七十多人，编辑以上干部有一百零二人，其中1937～1938年参加革命者四十九人，不少人参加过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更多的人参加过四十年代抗日根据地报社的增强党性、反对“克里空”运动。大家认为，只要解放思想，广征博取，把抗日根据地的、我国抗战前后的和国外著名报纸的优点集中起来，人民日报是可以办好的。

　　思想准备和必要的组织准备就绪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编委会向党中央作了“改进报纸工作”即改版报告。内称：遵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从7月1日起改出八个版。报告提出人民日报存在的严重缺点：一、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不及时、不系统、没有力量；二、新闻少，并且有很大片面性，通讯的内容贫乏，不能反映国内和国际生活的实际；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严重，文章长篇大论，标题呆板，写法笨拙；四、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似乎人民日报发表的任何文章都应当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不能容许有反面的意见，无论学术问题或政策问题，都没有自由讨论；五、错误太多，数字、人名、地名、时间、引语以及事实情节往往发生错误。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办法：第一、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努力改进评论工作，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改进文风，讲究写作技巧；第二、增加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多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三、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竭力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要；第四、改进编辑部的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扩大对各方面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努力消灭错误，建立编辑部正常秩序，克服忙乱现象，等等。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中央着重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改版。报纸发表社论《致读者》，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利益服务的”。在最近，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工作。“第一，扩大报道范围。”过去“我们没有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在报纸出八个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第二，开展自由讨论”。“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些情况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第三，改进文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希望今后“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社论最后说：“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这是一次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一封热情诚挚的呼吁书，迅速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从7月6日到19日，近一千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积极支持人民日报改版，并提出许多合理建议。过去工作繁忙不常为报纸写稿的名家、大家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等人先后寄来积极拥护“双百”方针并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报社也不负众望，积极按照“呼吁书”行动。报纸从四版改为八版，除个别重要社论、文章外一律排六号字，广告很少，新闻、文章容量大大超过改版以前。7月份登载各种新闻二千二百多篇，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多。从内容讲，有两点给人们印象特别深刻。一是积极反映、推动“齐放”、“争鸣”。7月份，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文章二十三篇，远远超过改版之前；二是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7月份发表各种体裁批评稿件近七百五十篇，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人民日报6月20日向中央的报告，中间经过四十天，据我看，中央是要观察报纸改版的实效，经认定后，才批转这个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并“希望各地党委对所屑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

　　这篇短文节录有关文件较多，读者可能感到沉闷。为了保存当时中央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我还想再抄录中央批件中的一段话：

　　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沿着这个路子前进，报社六百多员工情绪高涨，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一致认为报纸变化相当显著。概括起来，办报路数更加端正，新闻业务显著革新，新闻大量增加，报道面较前广阔，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针对性加强；批评坏人坏事较前增多，态度鲜明，笔锋健锐；积极主动鼓吹“双百”方针。改版以后报纸发行份数持续上升。

　　我是“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对改版——改革竭诚拥护，积极参加。但是从改版开始就有一种顾虑：步子迈得相当大，会不会跌跤？谁知竟不幸而料中。翌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人们再不提改版这件事情了。

　　可能由于心中余悸时萌，或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惰性作祟，或者被这次反复弄糊涂了，此后十多年，新闻改革再无人提起，许多人甚至没有再想过（十年内乱中是非颠倒，那就不必说了），实在是新闻界的重大损失。事后冷静地想一想，人民日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没想，中央批示中提出的一些要点，在“左”的路线统治时候，当然绝难实现。但是，属于新闻业务方面的一些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否可能继续进行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对此，我们有的没有坚持，有的坚持不力，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