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人办报”想“书生办报”

　　1957年3～4月间，人民日报犯了大错误，受到毛泽东同志指为“死人办报”的激烈批评。那一阵报社多次受批评，但从来没有这样苛重。编辑部一些同志为此议论：这样批评绝非偶然，是报社内外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

　　毛泽东同志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篇重要讲话，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6月19日全文发表。原讲话谈到我国在所有制

　　毛泽东讲这番话已有三十三年，公开发表时虽有一些重要修改，要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基本精神是保持了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再再说明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讲话”刚刚问世，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全文公开发表后，民主德国、匈牙利、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的中央党报立即全文转载，还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党报详细摘要转载，并发表评论阐述它的重大意义。其实，全文公布以前它已飞出国界，引起一些人从不同方面的注意。这里仅举一个小插曲：1957年4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先在北京，后去杭州。4月25日，周恩来总理同先期到达杭州的两位苏联官员以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机场迎候伏罗希洛夫时，谈起世人瞩目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本报记者刘时平当场写了一篇特写新闻，文章不错，却没有想到出了事。当时周恩来谈道：“……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那两位苏联官员原来说话较多，尤金说话较少，这时却插了一句：“是的，我们也有这种矛盾。”坏事了。一贯强调建成了社会主义，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国家，那里会有矛盾呢？是记者写错了，还是本人说错了呢？我曾奉命查询，稿子是刘时平手笔，邓拓修改定稿的，都没错。我们不好问尤金大使，但记者当时听得清清楚楚，是一句大实话，只不过有人不喜欢罢了。后来听说说话的人受了批评，不知确否？但从这里也可看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威力。

　　2月最高国务会议和接着举行的全国宣传会议，是当时我国政治生活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对前者几乎没有宣传，对后者完全没有宣传。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等同志，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邓拓当即作自我批评，同时作了必要的说明：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公开发表前不得引用。毛泽东继续批评：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只有那么两行，为什么不发社论？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不发消息也是错误的，等等。在这次召见中，除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还对办好党报作了指示。一位领导同志事后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责备，也对人民日报支持、鼓励，希望在现有条件下把工作做好。

　　邓拓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报社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和指示，涉及对他本人尖刻逾恒的批评，同样没有丝毫遮掩和简略。听众赞赏邓拓的党性和雅量，对这次批评用语之重感到空前未有的震撼。人民日报宣传报道常有失误，战斗力不强，难符领导之望而屡受批评，多数人是有承受力的，这次却大不相同。大家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促铁快成钢，对“死人办报”这种苛重用语，也能看作是气极之话。但说不赞成中央的方针，反对中央的方针，却感到吃罪不起。有几天，整个编辑部上下惶惶然。

　　稍稍冷静下来，一些比较了解情况的同志萌生了一种委屈情绪。宣传会议这类会议不发消息，过去确有规定（当然规定本身是否适当可以研究），而且这类消息即使要发，也不由我们发呀！毛主席重要讲话未公开发表以前，有个“版本”问题，不得随意引用，也有规定的呀！关于最高国务会议的宣传，我们作过计划，没有批准以前不好动手呀！当然，不能说这些想法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情况在变化，你为什么不及时、随时、连续请示？请示没下文，可以再请示嘛！按照反求诸己、严格要求的精神，委屈情绪无论如何是不利于改进工作的。

　　为振奋全体工作人员的奋战精神，扭转少数人的委屈情绪，受中央委托领导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以及邓拓等同志做了大量开导、说服工作，提出我们报纸处于“非常时期”，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党报的作用，全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已经宣传的要继续宣传，没有宣传的要立即动手；同时要改进编辑业务工作。这两方面在一个星期中应该取得明显的成绩。当时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多数只有30多岁，朝气、突击力是有的，现在话说到头了，力量凝聚起来了，压力开始变成动力，就看我们能不能有点作为了。

　　毛泽东批评3天以后，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刊登长篇新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地积极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后陆续发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社论，相应刊登大量新闻，不只表示拥护毛泽东“讲话”的态度，而且包括许多地区的领导干部结合当地实际阐述“讲话”的讲话，把未公布的毛泽东“讲话”的内容，相当详尽地传播开来。这种作法，我不记得此前曾经有过。

　　反观前一阶段我们对这件大事的宣传，确实很难不惹毛泽东生气。最高国务会议开了三天，按照当时的分工，新华社3月2日发了消息，二百多字，提到“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了话”，写了会议讨论这个“讲话”时发言人名单，仅此而已。《人民日报》3月3日头版登载这篇新闻（《人民日报》于1956年1月1日改竖排为横排，版面安排也由尚右变为尚左），当日头版上部是最高国务会议的通栏照片，照片下边左面两栏，即头条位置，登载一篇并不特别重要的关于经济工作的社论；社论右边，即二条位置，是五栏加花边的最高国务会议的简短新闻。这样安排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明我们对这件大事重视不够，说明我们头脑中框框很多——不管当天稿件情况如何，不管那篇社论的重要性如何，也要把社论登在前边，把新闻登在后边。当时我们还没有理出、确定安排版面要“瞻前顾后，当天平衡”的原则，仍然被有关部门规定的或者自己立下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很难不发生这类错误，不过这次是太重了。

　　工作忙了一阵，紧张心情逐渐稳定下来，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议论此事，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反思。我们一直在党报机关工作，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对新闻工作的党性，对党报的（党的）耳目喉舌的属性，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大家一贯兢兢业业地工作，一门心思把党报办好，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按照过去的规定，毛泽东的重要讲话未公布前是不能引用。可最高国务会议有众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民主党派有报纸，我们不宣传，别人可能宣传，为什么见不及此而特别请示？宣传会议这类新闻按例不由报社写，我们如果认识它的特殊重要性，想到会议又有党外人士参加，完全可以和应该建议发稿兄弟单位破例处理呀！3月3日版面安排严重失当，更没有任何“理由”可讲。毛泽东当然会对此生气，或许因为难以作出其他解释，于是来一个“反对中央方针”的帽子。大家细想，从效果看，似乎也难说这顶帽子过大。“书生办报”——那几年多次听到这种批评，人们多少有些疲了，当然这是很不对的。“书生”原是一个不确切的名词。如果是指一批有学问的、首先是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即书生办报，有什么不好？我们还不够格哩！它的本意大概是批评人民日报（主要是领导班子）迟钝、肤浅、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够得心应手，未能把党报办得领导和群众都满意。在这种意义上说，应该承认这种批评有道理。

　　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六大区，是地地道道的“五湖四海”。同某一个兄弟报社比，人员素质不算低，但是办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报，就显得弱了。1955年7月，中央批准报社扩大了的编委会，十三个成员，除了邓拓、林淡秋、杨刚等几位学识较多，年龄较大（其实不过四十出头），文化工作阅历较为丰富，可以算得“书生”而外，其余十来个像我这样的人，大都没有读过大学，参加革命时年纪很轻，靠党的教育和自我奋斗，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能力。这些人有长处：坚决听党的话，党性观念比较强，坚信党报的耳目喉舌性质是不能讨论的，工作韧性和突击力也比较强，搞白班的可以“夜以继日”，搞夜班的可以“日以继夜”。有的同志参加革命前的学历不过小学肄业，近二十年党的教育和个人的苦斗，成长为担负一个方面宣传任务的人才，是不会反对党的方针的。这就是说，参加编委会的人不是全都合格，更加适当而留在编委会外的会有人在。但大体说来，编委会能够代表报社这个集体，只是水平不高。

　　由于多种原因，这个队伍——主要是多数编委的弱点和不完全源于本身的某些限制，在颇大程度上溶蚀了我们的一些长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迟钝——嗅觉不灵敏，抓不住火候，为新闻工作大忌。对毛泽东这次重要讲话的宣传如此失败，迟钝是最大原因。肤浅——我们作宣传报道，特别是写评论文章，一般能说清楚“是什么”、“作什么”，常常说不清楚“为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作什么”。所以读者批评我们的宣传平淡，生硬，剖析简单，索然无味。这样的报纸，哪能表现足够的战斗力，使中央感到得心应手呢？同辈几个编委，常常戏称我们是“政策型”新闻工作者，邓拓几位是“政策一知识型”新闻工作者。我们写文章力求首先说清楚应该如何如何，这就必须熟悉政策，我们在这方面是努力的。学马克思主义，首先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知识，我们也下过功夫，但很难说下过苦功夫。排次序，实际上常常把理论学习摆在政策学习后面（尽管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这苦果在我们身上作用了几十年，所以说是“政策型”。“书生”，“书生”，没有学到、学好必要的“看家”学问，那当得起如此美称！

　　同辈的编委在一起，还常常谈起我们对全国各方面宏观情况掌握不够，对中央的意图、精神了解不及时，写文章不容易搔到“痒处”。从事中央党报工作，这又是一大弱点。邓拓同志深沉、含蓄，在多人面前从不谈论此事；在上夜班时候，却几次同我单独谈起这个关系报社全盘工作的问题，说：一个地区报纸、一个专业报纸，有这种情况已了不得，办中央党报，有这种情况更不得了。有些会议我们不能参加，可是我们不能提这个要求。胡乔木同志传达中央精神，提示宣传思想，审阅、修改重要评论……做了大量工作。报社领导为使编辑部多方了解各方面宏观情况，也想了许多办法，包括介绍编委、部主任列席中央有关部委的重要会议。但是报社主要负责人参加中央某些重要会议的问题，当时一直未得解决。

　　《人民日报》多数业务骨干在解放区参加新闻工作，多年形成的一些习惯难以改变，大家说这是“先入为主”。当时各解放区党报基本是只此一家，读者把党报登载的言论甚至重要新闻都看作党和政府的指示，说对了积极作用非常大，说错了消极影响也不小，所以特别强调持重，反对“抢先”，进而把后者看作资产阶级新闻作风，常常缓一缓，看一看，确有把握再“后发制人”。解放以后，北京各家报纸在新闻业务方面有过竞争，很有成绩，也有缺点。有缺点，接受教训改了就好，但不少同志怯于某些过重的批评，越受批评越拘谨，越拘谨越无所作为。对于当时规定的一些条条框框，报社同志并非没有意见，例如规定某些新闻只能一家写，不能别家写，报社不少同志认为并不利于新闻业务的改进，多次建议改变，长期未能办到。不少新闻单位逐渐滋生的某种“机关化”作风，很难说同这种杜绝任何竞争的作法没有丝毫关系。

　　1955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新事物多，新精神多，即变化增多，报社许多同志觉得越来越“跟不上”。我们看到或听到有的变化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党中央决议的改变，如对阶级斗争的估计，对三大改造的进度的安排。我们当时难以对这些改变当否作出判断，就想在宣传报道中把它们“溶融”起来。有时候勉强作到了，多数时候作不到，于是受批评（包括某些不公允或不完全公允的批评）。“死人办报”这一次不属于上述性质，从我们自身检查，主要原因和客观效果是没有跟上。

　　1957年6月，人民日报主要领导干部有变动，邓拓同志改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