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外看“大跃进”_新闻中心

从国外看“大跃进”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7日13:15 人民网

1958、1959两年，我在《苏中友好》杂志帮助工作，未能直接经受“大跃进”的磨练和考验，在我个人是一大损失。　　1960年春季期满回国，报社一位老同志对我说：这两年你不在国内，没有犯宣传上那许多错误，又躲过“反右倾”那一关，够幸运的。我说：我倒不这么看，当时我要在国内，宣传上那些错误肯定会犯，“反右倾”很可能要作检讨。不过，从长远来说，这未必没有好处，你我相处近二十年，风风雨雨，过的关不算少了，可过一次长一次见识。　　我说的是由衷之言。那两年，苏联国内相对平静，我们国内热火朝天。我身在国外，心在北京，祖国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我热切的关注。当时莫斯科一般机关工作时间是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五时下班到翌日九时，除去餐眠杂事，每天有5～6小时由个人支配，我都用来读书看报，为的回国以后不致掉队太远。承人民日报照顾，不经过苏联报刊发行系统，每天直接寄报纸给我，次日上午即可收到。八个版，六号字，分量是够大的。但我仔细阅读，每天两三小时，大概是这份报纸国内外最用心的读者之一。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现在不可能写《从国外看“大跃进”》这篇文章。　　苏联人民也很关心我国的“大跃进”。他们真诚希望我国加速兴旺富强，认为这对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日本、西德、意大利还在医治战败的创伤。英、法两国尚未恢复元气。资本主义世界，论综合国力，还是美国第一，英国第二。我国提出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十五年赶上英国。苏联也说在十几内年赶上美国。中苏真要赶上英美，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为了这种“赶超”，我多次听到苏联朋友说：“咱们也来一个友好的竞赛！” 　　《苏中友好》杂志的工作人员对我国“大跃进”更加关心，他们要从中寻找宣传的针对性。《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大字，套红，非常醒目。总编辑罗果夫和翻译部主任科兹洛夫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还要找我问个究竟。科已六十多岁，满头白发，在我国哈尔滨工作多年，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不在我们之下，只是古汉语水平稍差一些。我向他两位详细解释乘风破浪——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来源和意思，说文中高度评价你们的卫星上天，“宣告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纪元”，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我们今年“大跃进”，工业方面继续高速发展，农业争取大丰收。“东风压倒西风”，我们的事业“一往无前”。两位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个杂志的首要任务是向中国读者宣传苏联各方面的成就，我们国内有这种大气候，他们选稿更加方便。　　我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相信报上登载的一切，所以长期处于兴奋之中。建设迈开大步，国家强盛起来，我们在国外也有光彩。偶有迷惑，也以身在国外远离国内火热生活自我解释。二月一篇祝贺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社论，提出“苦战三年，争取三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我马上介绍给专家组其他同志看，着重说明这种重要提法决不是编辑部自作主张。以后宣布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改组成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依靠这种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一大二公”的组织，广大农村新事迭出，“卫星”竞放。全民办电，全民办钢，全民办铁路，全民办大学，全国五年基本实现水利化，十年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有期限，有目标，而且不是出自一般干部之口，特别是那些农业“卫星”，都是小面积的产量，而且有省、县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监打验收，更不容人不信。湖北麻城那个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卫星”，不仅有文字介绍，还有几个孩子站在尚未收割的稻穗上的照片，文字说明是“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更是前所未闻的新奇事物。8月3日社论《年终算账派输定了》对上述成果作了概括的论断：“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量是由人的头脑决定的。” 　　人民日报对于河北省徐水县集中连续突出的宣传，使我吃惊，也使我警醒。此后我继续向苏联朋友宣传“大跃进”，但分寸上含蓄多了。原来毛泽东主席8月上旬曾到徐水视察，肯定了许多新事物，对全县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这一年庄稼确实长得好，毛主席问秋季庄稼预计产量有多少，县委书记答夏秋两季预计可产十二亿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徐水只有三十一万人口，每人平均近四千斤粮食，人吃马喂以后，剩余很多，只好出售，但是处处丰收，卖不出去，只好熬糖、造酒。不久，报纸连载一位作家写的《徐水人民公社颂》，包括六个短篇，前五篇讲全民皆兵、工商跃进、人们的幸福生活等新鲜事物，最后一篇题为《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文中有四个插题，分别是“1亩山药（红薯）120万斤”、“1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全县亩产2000斤”。文章最后说：“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在一起，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214斤提到今年的2000斤。”报纸还发表社论《徐水创造的好经验》，肯定当地干部群众的伟大成就，欢呼“徐水县仅仅用了3个月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 　　我为什么吃惊、警醒呢？因为我是徐水人，在家乡生活过十几年，虽然没有从事劳动和经营家计，对农民的贫苦生活缺乏深切感受，但对县里的基本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抗战以前，那是一个十多万人口的“丙等县”，土地贫瘠，水旱灾频繁，生产十分落后，农民生活很苦。徐水白菜相当出名，儿时听说出过一个“白菜王”，不过三十多斤。徐水当时广种山药，那是贫苦农民冬仨月的主食，是贫苦的象征，丰产年，每亩能收两千来斤。小麦种得不多，因为低产，每亩收两口袋——一百七八十斤很不错了。当然那是抗战以前，这是公社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但在农业生产综合条件未见重大变化以前，农产量提高十几倍乃至几百倍，可能么？　　话不能长期憋在肚子里，又不能随便说，只好请教刘晓同志。他是老革命、使馆馆长、党委书记、非常爱护干部的好领导。我说，我让一些“卫星”弄糊涂了，不能不信，又不敢信。工农“卫星”相比，我宁愿信工业“卫星”，因为我不懂工业；农业“卫星”，我宁愿信远处的，因为我无法作判断，近处的，像徐水那些“卫星”实在难以相信，因为我有个比较。他说：“你是报社的老人，应该相信你们的报纸。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只能继续观察，不能随便乱说，尤其不能同苏联朋友乱说。”我感谢并谨遵他的嘱咐，坚持只想不说。但对苏联朋友，再不夸耀那些高产数字，而是继续宣传“大跃进”精神：干革命，搞建设，总得鼓足干劲，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总是应该提倡的吧！　　我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又在苏联朋友中引起一次轰动。许多人认为公共食堂就是“吃饭不要钱”，说中国又走到前边了。当时苏联一般人生活水平比我国高，但不像传说的那么高。莫斯科工人月工资低的只有三百多卢布（老卢布，合币制改革后的新卢布三十多），实际购买力合人民币百元左右，不少人还要从事第二职业——业余时间打零工补助家用，吃饱肚子没有问题，吃好一点还得努力，所以对传闻的中国吃饭不要钱而且吃得不错很感兴趣。苏联30年代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搞过公共食堂，给人们留下浪费、混乱、平均主义的印象，为时不久就消失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些文章，介绍公共食堂许多优越性，如节省做饭人力，增加田间劳动力等等，觉得很有道理，也向苏联朋友作过介绍。不久，人们明白了公共食堂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集中在一起“自己吃自己”，也存在不少问题，就不再多谈这件事了。　　《人民日报》12月18日登载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1958年钢由上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至一千一百万吨，明年计划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粮食由上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至七千五百亿斤，明年计划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由上年的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至六千七百万担，明年计划达到ｌ亿担左右。这些正式公布的数字非常鼓舞人心。可能由于我们在国外，没有直接受到广大群众的干劲、热情的感染，对一些高产“卫星”又开始打了问号，对上述鼓舞人心的数字有所保留，再不敢主动向苏联朋友进行多少带有夸耀味道的宣传。　　1959年9月初一个上午，罗果夫独自拿着载有我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报纸到我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那上面宣布的1958年粮棉产量数字，都比过去宣布的少得多；与此相应，1959年计划数字，有的比过去宣布的少几乎一半，有的少一半还多。原因只是说：农业统计机关估算1958年空前大丰收的产量缺少经验，秋收时割打收藏工作又有些粗糙。我同罗果夫共事已近两年，亲身体会到这位苏共老党员对我国是有感情、很友好的，他来问我，是出于关心，也许有些迷惘，绝不是来找事，我觉得这种时候话越多越说不清楚，就简单地告诉他：我也是刚刚看到报纸，我认为那上边已经说清楚了。他也不再问，耸耸肩、握握手而去。来这里当顾问是我首次也是末次从事涉外工作，深深感到外事工作不容易，外事是以内事为后盾的。　　“大跃进”，现在的青年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给我们国家造成很大损失，也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决不能头脑热昏，唯意志论，急于求成，轻举妄动——即使是出于想把事情办得多快好省的好心。由于不在国内，没有直接体验，但有比较热悉报纸工作，能够仔细读报这些条件，我对这个大运动的观察十分肤浅，但又比较客观。人民日报可以说是一面镜子，相当准确地纪录了当时我国的脚步和脉搏。它积极宣传“大跃进”，它自身的业务工作在这个大气候中也有跃进。有一种说法，“这几年（指“大跃进”期间）许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虽是极而言之，我也不敢苟同。对于“大跃进”中某些错误，人民日报都曾宣传，负有责任，但是“宣传”而已。当然这也应该引为教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大头，报纸职责所在，积极进行宣传，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一种情况，报纸宣传错了，且有“发明创造”，例如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强调要先试点然后推广，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却说“也可以边试点，边推广”。这虽是部门领导的意见，“发明权”不在报社，但读者感到报社是在“创造”的。对这种违反中央规定的主意，报社有责任、也应该可以“挡一挡”。还有一种情况；由于报社工作人员理论功底不深，又缺乏实践经验，且头脑发热，争强“抢先”，宣传了错误的东西，就全是自己的过错。《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一类文章，“有决心亩产万斤，就一定能亩产万斤”一类口号，近似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事后看显得有些滑稽的新鲜事物，出自工作多年的新闻工作者之手，实在是应该永远记住的痛苦教训。我事后得知，当时编辑部一些头脑清醒，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曾经提过不少好意见，但是没有人听，有的还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当然以后都平反了。　　单从新闻业务工作角度来看，“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确有不少改进。1958年秋季，我收到报社寄送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提出苦战三年，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气魄宏大，目标鲜明，措施也具体周详。记得“纲要”的要点是：努力准确、及时、系统地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重大政策，得到中央指示后，几天内发表有关的社论；连续反映全国各地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情况，就执行中的新经验、新问题发表评论；编辑部深入研究中央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研究各项中心工作情况，研究群众生活中各种重要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创造性的宣传，社论贯彻“大中小并举”的方针，每月组织几篇思想性强、理论水平高的社论，同时应有更多的中小型社论，迅速反映中央的领导意图，密切配合当天版面的宣传，这些社论提倡快、多、短；加强报纸的理论宣传；新闻通讯及时连续地反映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创造、新经验、新人物、新问题、新气象；加强国际宣传；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编辑部负责国内宣传的编委和各部正副主任每年4个月作外勤，主要进行调查研究，内勤在三年内尽可能作半年外勤；改进文风，活泼和丰富版面，消除“三害”（指报纸上的错误，不按时出版的现象，文理不通和文章冗长枯燥的毛病）；全社人员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报社的官气、暮气、骄气、阔气、娇气和书生气作斗争；办好副刊；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印刷质量。这个“纲要”中许多项目都有具体指标，这里不一一列举。　　我在报社当过编辑、记者，在总编室和一些专业部工作过，参加和组织过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比较熟悉编辑工作的全过程、它的复杂性和工作中的“苦乐”。因此，即使身在国外，也能从报面上和这个“纲要”中看到报社工作人员充沛的干劲和千方百计搞好报纸的雄心。这期间署名和不署名的评论，体裁多样，数量空前，有时一天有四篇社论和十多篇其他评论，可以说各版都有自己的“声音”。“说错话的评论，有比没有还坏。”我同意这种批评，当时有些评论确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有的甚至有“发明”、“始作俑”，应该引以为戒。我这里是说，我知道一个“声音”从酝酿到脱稿，常常几倍于他种文字的工作量，同志们当时这种废寝忘食的奋斗精神，实在值得提倡和学习。当时《人民日报》文排六号宋体，字小量多，密密麻麻，易使读者产生拥挤、沉闷之感。由于编辑同志的努力，这个时期的报纸给人的印象却是活泼、清新、醒目，这是精心设计版面，精心制作标题，精心推敲文字的结果。这年3月有一块版，包括十九篇文字（其中有新闻、通讯、署名评论、编后、随笔等等），两张照片，一幅插画，通讯中还插有一个说明大中小矿井优缺点的统计表，那线条、花边、标题字体，看得出都是经过斟酌的。这并不是仅有的例子。事后得知，当时编辑部各部、各版进行竞赛，好文章、好版面插红旗，最好的插双红旗。附带说一句，当时没有任何物质刺激，但有人们最为珍视的精神鼓励——荣誉。　　这个时期编辑工作的“点子”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泛发动群众，人人开动脑筋。几位老编辑介绍当时情况说：整个编辑部热气腾腾，大家七嘴八舌，议论风生，谁的“点子”高听谁的，许多好版面、好标题以至好文章都应该说是集体创作；当然，也有些“点子”并不成功，例如当时惯用的希图催人奋进的统计图表。为了让大家“比一比”，有个版制作了一个《各省市自治区生铁生产进度表和完成计划比较表》，标明1958年9月1日至20日产铁绝对数字，辽宁最多，宁夏最少；完成计划比例，贵州为2288％，青海为14％。没有背景、条件等必要内容，这能说明什么呢？另一个图表题为“看，那些省绿化速度最快？”“编者按”说：“今后我们准备每ｌ0天公布一次造林的进度，希望落后的地区迎头赶上，也希望先进的地区快马加鞭。”表中标明的1958年1月到2月25日的成绩，安徽省完成全年计划的352％，浙江省只完成5％，以后陆续公布几次，基本是先进的继续前进，后进的赶上来的数字，可能由于难以为继，不久就停止了。统计表格说明事物量、质的发展变化，本是很有说服力的一种宣传形式。但在报纸上登载统计表格，如不配以说明条件、原因等必要的文字分析，是难以取得积极效果的。　　中国报纸向来有重视经营副刊的传统。抗日战争以前，许多报纸主要靠副刊出名。人民日报从平山移到北平出版后，只有四个版，还辟出一版经营副刊“人民园地”。“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的副刊也有发展：更加注意结合现实，每期尽可能突出一个中心。对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这种作法更好一些。1958年12月有一期副刊歌颂保育员，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在我记忆中保留至今。1991年5月，为写这篇短文，我到图书馆翻阅旧报，为的检忆三十多年前的老印象。这期副刊占全版的三分之二，大题是《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献给保育员同志的专页》，包括六篇文字，一幅插图，一个题头画，一支歌。第一篇文章是《毛主席和保育员》，“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这个大题就是毛泽东对保育员兰玉芳同志说的一句话。事情竟然这么凑巧，我正端详这个副刊，袁鹰同志也到图书馆来了，就此向我介绍了一段趣事：他们编好这期副刊，觉得缺点什么，于是想到添支歌颂少年儿童的“儿歌”，使之更加生动活泼。袁鹰赶写了歌词《大红花》，已经快下班了。文艺部编辑朱树兰立即通过电话找到著名作曲家瞿希贤，求她为《大红花》谱曲。瞿慨然应允。电话传去歌词，一小时后，电话传来歌曲，复述无误，立即上版，翌日见报。事情不大，但是可以看出当时报社同志和社外同志如何争分夺秒地为办好中央党报奋力拚搏。非常可惜，这样一个大运动的宣传报道我未能参加，失去一个锻炼机会。而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任何锻炼都有好处。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