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实与虚

　　在1960年底到翌年初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在紧接着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号召大搞调查研究。3月下旬，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信，要求县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深入基层，“蹲下来”，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以此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封信特别强调“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判断的决定”。党中央倡导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重大改进，配合各项政策

　　这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各项生产困难。国家财政困难，市场供应困难，人民生活困难。多少时间才能克服困难，多数人“估不透”。谁知在“左”的方针并未彻底纠正的情况下，由于采取上述正确措施，三年间形势大变。人们的感觉是困难来得急，走得也快。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毅伟大，中国人民勤奋顽强，中国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一场严峻的考验。

　　调查研究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从某种意义说，我们由小到大，以弱胜强，首先依靠这个宝贝，否则何能“知彼知己”，哪来“百战不殆”？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新闻工作者的“开蒙”教育就是调查研究。刘少奇同志在解放区曾经形象地说，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专职的调查工作人员”。我在40年代当记者，喜欢跑基层，不愿“泡机关”。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多少“机关”。当时我有一种看法：记者“泡机关”没有多大作为，多是接触第二手材料，大体是别人说什么，我们记什么。到基层就不同了，可以在广大群众中，在调查研究的海洋中游泳。邀几位基层干部、老农、乡村中见多识广的“能人”，坐在农家的土炕上举行毛泽东提倡的那种“调查会”，边谈、边议、边记，直接取得写文章的第一手材料，同时积累书本上少有的活知识。保证内容真实，靠调查研究；要求论述深透，靠调查研究；文字生动活泼，也靠调查研究。刘少奇的上述论断，把我们这种职业的性质说透了。不愿“泡机关”可能是我个人以及部分年纪、经历相仿的同志的偏爱；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我们的新闻工作，却是从根据地“滚过来”的老记者的共同体会，“大跃进’那几年，我在国外，看到报纸上登的那些天文数字式的生产“卫星”，海外奇谈型的“新鲜事物”，始而不解，继而吃惊，以后得知这些作品并不出自我所熟识的同志之手，又暗自高兴。回国以后，听到一位老编辑说，在那个火热的年头，调查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的却有发言权，我简直迷惘了。

　　党中央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决定像一场及时雨，受到热烈欢迎。当时一般人还不十分明白存在一条“左”的路线，但是感到“大跃进”期间许多事情说得太玄，虚得离谱。根据假材料作出决定，又大张旗鼓地强制执行，使得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事情真象搞搞清楚，上述问题就有可能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左”的路线当时未能彻底纠正，调查研究这件大事也是跌跌撞撞，时伏时兴，执行者也有幸有不幸，但总的说来，它的积极作用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精神亢奋，努力拚搏，许多同志集体或单独到各地调查、采访，由于深入群众，身历现场，取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回到报社据实反映，有的没有受到重视，有的还因此受到批评。一位老编辑在她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当时，对高指标，许多人是有看法的。亩产几千几万斤，大都知道是瞎说的，但在不断‘反右倾’、‘拔白旗’的压力下，少数人瞎吹，多数人不吭，党报一宣传，谁还敢说什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这种反常情况无疑是一付对症良药。

　　1962年，我参加了一次“幸运”的调查研究，在总编辑吴冷西同志直接指导下，同李克林、钱湜辛、周慧之、向村、李建虹以及新华社的苏群同志到北京市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调查一个多月。很受教育。说幸运，是因为时间、题目都碰得恰好。1961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修改，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农村政策的这个重大调整一经传达、贯彻，几亿农民立即活跃起来。中央决定了的，正是我们要调查的，也是农民很欢迎的，所以非常容易谈到一起。羊头岗大队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在北京郊区属中等水平，很有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务比较轻，每人平均能留三百多斤口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勉强够吃。这里干部群众关系也较好。可是我们进了村，完全没有鸡鸣犬吠、人喧马叫的景象。根据过去在根据地生活的经验，鸡鸣马叫是农村兴旺发达的标志，而现在村里静悄悄的，虽是农忙季节，还有不少人闲坐。这几年农民很“累”。“累”，指体力，但主要指精神。上边提倡的东西，有许多同农民谈不拢。这有农民一时“跟不上”的一面，许多却是要求的本身不切实际。例如农作物密植，如果适度，本是好事。可走到极端，“越密越好”就坏了。上面派来的工作员十分尽责，不仅亲自称种籽有多重，还要亲自监督下种。这等于逼着基层干部率领农民造假。种棉花，先把一部分棉籽煮熟，并同未煮棉籽一起用草木灰拌匀，请工作员过秤，然后下种，为的是只让一部分种籽出苗。类似的事情不少，耗费基层干部和社员许多精力、时间，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所以人们感觉很“累”。基层干部和社员并不怀疑工作员是出于好心，但工作员站的地位常常是群众的对立面，而工作员是党和政府派来领导工作的代表。悲剧就在这里。如果不是探讨经验教训，现在大概没有人愿意提起三十多年前这些不愉快的旧事。

　　基层干部和社员弄清了我们的身份——报社来的调查组，不是他们的上级派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意见和要求。社员顾虑很快消失了，像自家人一样，积极反映情况表达愿望。我们分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劳力多和劳力少的农户主、手艺人……开座谈会（调查会），挨家挨户拜访。由于组里有两位女同志，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充分证明中央的前述决定同绝大多数社员的愿望完全相符。当时社员要求并不高，能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纠正过来就满意了。村里有个二十多岁的社员，从小不喜欢劳动，认识一些字，家有一妻二子，生产队被迫送他到城里上学，说是“培养新一代农民，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家里的孩子由生产队供养，一家高兴，全队不满。其实，论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社员主要认为“太不公平”，一谈起来就恼火。我们宣传中央的精神，也谈谈自己的看法，想不到羊头岗大队社员反映强烈的多种“供给制”作法，竟比较自然地解决了。

　　我们在生产大队的公共食堂吃饭。所谓食堂，其实只是制作窝窝头和稀粥两种主食的厨房。听说前一段还作些菜，这时已经作不出了。社员按量领回窝窝头，就上自家熬的菜粥，勉强可以吃饱。但这是不符合要求的“两头起伙”。我们按量取食，自己不烧火，当然吃不饱，幸喜报社不时送来一些补助。在此之前，我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公共食堂成了“党与群众之间的一个疙瘩”，建议农村是否继续办食堂，全由群众自定。这个意见完全符合羊头岗的情况。这里的绝大多数社员认为根本不该办食堂，只有几个单身汉说，食堂又好又不好。好，可以吃现成饭；不好，据说是“分量不够”，现在取消食堂，倒也无可无不可。羊头岗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德贵、大队长吴士华同志几个月后到北京公干，顺道看望我，称赞我们这个调查组给他们办了好事，“把公共食堂给弄散了”。我的天！我们哪有这样的胆量、能量？充其量不过是在中央已有决定之后，提供了一个中央决策完全符合广大群众心意的佐证罢了。

　　一个多月的友好相处，推心置腹的谈论，我们同羊头岗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自己也学到许多知识。“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大队的干部、群众坚定地保护我们，方法是始终说实话，说我们在这个大队的所作所为的实话。根据我在革命队伍几十年的经验，实话确实是我们的最终武器，威力无比的。我们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势难再办，体现“共产风”精神的“供给制”不能再坚持，都有鲜明态度和有力论据。非常遗憾，我们在羊头岗已经接触到人民公社中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重大问题，调查时却没有深入探索。在羊头岗和相邻的几个村庄看看，哪块地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自留地。每户合计半亩多自留地，能收三几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几个月的口粮。看看集体的大田，能收一半就不错了。村里的主导意见是扩大自留地能克服困难，但领导主张缩小自留地。怎样解决这个尖锐的问题？怎样把集体耕地种得像自留地一样好？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是没有“深下去”，调查报告中基本回避了。这种作法，说轻些也是避难自保，我要负全部责任。这是什么精神状态？中央有“精神”的就写，没有“精神”的就不写，不管后者对革命、对人民多么重要。这是什么调查研究，怎样起中央“耳目”的作用？说来惭愧，在那个实事求是优良传统遭受严重破坏的年头，我们竟因错得“福”。“文革”初期，“羊头岗调查”被视为我的一个罪状，追问，交代，持续半年以上。我们写的调查报告是铅印了的，内容符合中央的精神和决定，难以发现大的问题，于是追“阴谋”。中央精神引路，领导正式派遣，组织正式介绍，我们工作初期还有县里同志陪同，堂堂正正，有何阴谋？水中捞不出月亮，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我想，如果写了社员希望增加自留地，我们也倾向增加自留地的内容，那就麻烦了。如果当时不是追“阴谋”，而是问我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怕负责任，明明看到一些重要问题，竟然未向中央反映，批评我胆小、失职，不像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我大概就不会理直气壮地申述我没有“阴谋”，而是作发自内心的检讨了。

　　我们回到报社不久，报社又派一个小组到羊头岗调查，他们不如我们“幸运”。原来这一年的六七月间，邓子恢同志在中央党校、军委后勤部等单位相继作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在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近似现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了不少同志分别到北京、安徽、河北、四川等省市调查包产到户的材料，去羊头岗的小组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组有四个成员。由一位编委牵头。他们在羊头岗工作认真、深入，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群众的愿望、要求摸得很准。小组成员之一金凤在她写的《调查报告和政治气候——记北京郊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回忆文章中说：“像羊头岗这样的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要求。”论断很实在。群众心思摸得很准，该怎么办是明摆着的，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当时“包产到户”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金凤的文章说，先写了一个初稿，内容比较简单，“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谁都会认为“这样的标题万无一失”。回忆文章又说，调查报告还未送出，组长在报社听到“气候”，回来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据说允许‘百家争鸣’，允许全国不同地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的试验。”于是改写初稿，增大篇幅，充实内容，明确地肯定“口粮田”和包产到户。改写稿送出以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神情十分紧张，压低声音说，情况有变，要批‘三自一包’。”于是再次返工，大大压缩篇幅和内容，“重点又转移到‘巩固集体经济’和‘集体生产’。”这位组长说的“情况有变”，是指毛泽东在9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包产到户”指为“单干风”。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同志写了不少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发表，毛泽东对此严加批评，嘱令“以后不要再登”。

　　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虽有这些坎坷，还是起了大作用。它使许多干部、特别是某些习惯于根据下面的不实材料作重大决定的干部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对于清醒头脑，摸清我们的家底，克服官僚主义，纠正虚夸作风都有好处。当然，如果在错误路线影响下，不能坚持为党为人民负责到底的立场，丢掉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味看领导眼色行事，你要什么我报什么，这样的所谓调查研究，只能成为某种错误政策的佐证或注脚，没有它比有它还要好些。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