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交流新发展

　　我们的新闻工作像一面镜子，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发展。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新年献词》，说在新的一年中，在农村和城市，要更加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生产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新高潮。为此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

　　现在回想二十五年前酝酿、议论这篇社论的情景，可以说记忆犹新。在此之前两三年

　　说到实事求是，想起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报社干部分批脱产学习，一位跟我同龄的老记者提出：党的总路线该作些补充，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后加上“实是求是，艰苦奋斗”八个字。这位同志的意见我很同意；这位同志的精神我很钦佩，他说了我不敢说的话。我曾想，敢于提出这样的意见，固然说明这位同志有出众的品德和胆识，更重要的是说明党对这一代人教育培养的成功。在“文革”期间，这却成为那位同志的一个罪状，竟敢提出修改党的总路线！所幸这八个字都是党的传统作风，报社的“运动”又比较文明，最后就不了了之。

　　九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发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六周年社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奋勇前进》，提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我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革命空前深入地开展着，工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扎实的全面高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空前深入地发展，从近期说，可以追溯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农村“四清”，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后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以后进一步说全国三分之一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以后又提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最后更提出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此种种，事后看，这都是“文革”的积累和准备，但当时一般人对这些认识并不连贯，更直接的感觉倒是市场货架和家庭餐桌的日渐宽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原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论断以后，又接受了刘少奇等同志的正确建议，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还是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就使得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计划进行，没有受到大的干扰，争取了两到三年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文教事业也有发展。人民日报按照正确的意见工作，各项宣传报道能够扎扎实实地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报纸的篇幅比“大跃进”期间减少了四分之一，“援越抗美”、“国际反修”两项宣传任务又重，国内宣传的版面大为减少。适应这种新情况，编委会决定加强宣传报道的针对性、指导性（有两三年，可能由于片面接受“大跃进”期间“瞎指挥”的教训，指导性提得少了），减少某些概念加例子的综合新闻，减少那些除了人名地名不同、内容基本相同的经验介绍，增加“问题新、材料新”的典型报道，多组织探索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倡各种体裁的文字“务求其短”（这是一个老问题，这时特别加以强调）。上述“综合措施”相当有效，这个时期国内宣传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显得实在、活泼、有生气，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端正业务思想很重要，提高宣传艺术也很重要。当时报社许多同志回顾六七年来的成败得失，进一步感到执行的路线、方针正确与否是成败关键。“大跃进”期间，编辑部同志精神振奋，在宣传艺术、报道方法方面有不少改造和创新，但是犯了前所未见的错误。难怪有的同志说，方向错了，方法越好效果越糟。严重的教训刻骨铭心，也许可以说，没有前一段的严重错误，就不可能有这个时期的长进。

　　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央对报社工作的具体领导。毛泽东主席本人通过对报社请示报告的批示，找总编辑吴冷西同志面谈等形式，多次指示报社注意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问题，抓紧政治思想宣传，多发表历史、哲学等学术文章，狠抓“活的哲学”。他在1964年2月就报社一份请示报告作批示，大意是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现在终于有了改的主意。四个月后，他又在一次会议上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作得好的，但是长时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我批评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他还说，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刘少奇、彭真等同志也找主持报社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谈话：工农业新高潮很快要到来，你们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新闻要真实，反对虚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中央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这个时期对报社的指示更多，后面谈到的几个“讨论”，就是在刘少奇和李先念、薄一波、姚依林等同志直接指导下搞起来的。

　　在报社工作几十年，执行上级的决定、指示，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经过学习，能够理解决定、指示的精神实质，有时自己的想法同上级的决定、指示的要旨相符，执行就积极主动，还可能发挥某种创造性，50年代中期及以前，多是这种情况。一种是并不完全理解决定、指示的精神实质，但能勉力执行，自觉性、主动性就差了，有时犯了错误，还不清楚错在哪里，原因何在，“大跃进”前后几年，这种情况不少。“文革”期间，许多事情“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但理解是困难的，所以常常产生负效果，这可以说是第三种，即比较特殊的情况。60年代中期，我们和许多同志一样，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政治觉悟、思想水平有所提高，中央的批评能够理解，多是口服心服；中央的指示也能理解，在工作中努力改进。可以说，我们是以不同于前几年的精神面貌投入这个阶段的工作的。196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专刊同读者见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学术、理论文章提供一个比较固定的阵地。由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理论学术宣传的批评和期望已逐渐传开，许多人睁大眼睛看着这个专刊，反应是积极的，但是难说很热烈。专刊出版十几期之后，吴冷西同志邀请郭沫若、周扬、艾思奇、邓力群、翦伯赞、吴晗等名家座谈，商量怎样把这个专刊办好。吴冷西说：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搞理论，不能只搞政治。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登载学术文章太少。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很少参与学术界的讨论，也很少发表学术问题中不同意见的文章，这是很大的缺点。他说，根据各方面专家、读者的希望和我们的设想，《人民日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设在第五版》需要有各方面的学术文章，也要刊登一些知识性文章；既要有专门性文章，也要有普及性文章，既要有历史的，也要有现实的；既要中国的，也要外国的。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他殷切希望到会名家提意见，出点子，把这个专刊办好。到会同志肯定专刊的编辑方针和编者的设想，表示本人并推动别人积极供稿，希望《学术研究》能在人民日报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地位。报社领导和有关同志着力经营这个专刊，一直坚持出到“文革”开始。前一阶段颇有某种程度的“百家争鸣”的气氛，在活跃学术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由于“左”的影响日趋严重，专刊的作用越来越小，到后期已成为进攻“反动思想”的阵地。“文革”正式开场后，“学术”成为无用之物，这个刊头就消失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关于狠抓“活的哲学”的指示，对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经济宣传的影响要大得多。由于从根据地开始办报，长期以当前革命斗争宣传为主等历史原因，人民日报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国内宣传”。领导人的注意力，编辑部机构设置，编采人员的配置都是如此。“国内宣传”虽然比较熟悉，但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就事论事，不自觉或不重视运用唯物辩证方法观察、分析、阐述问题，该“点睛”处不“点睛”，该概括时不概括，也就是缺乏人们常说的“理论色彩”，所以不耐咀嚼。我们为此吃过不少苦头，受过许多批评，大家已经有所觉悟，现在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很有点豁然贯通的感觉。这个时期无论写上千字的社论、几百字的短评和更简短的“编后”，或者写叙事状人的新闻、通讯，尽管文字体裁不同，都注意向“狠抓活的哲学”这个方向努力，出现了不少相当精彩的作品。受到毛泽东等同志表扬的，全是这种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动干部群众就某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报纸上进行“讨论”。这种宣传形式由来已久，人民日报50年代初期发起“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的讨论长期使人念念不忘。这个时期“讨论”很多，内容和形式都有充实、改进。从1964年底“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开始，同时进行的和交叉进行的有“用革命精神作好商业工作”、“怎样办好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新型学校”、“实行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等五个讨论，编辑部担负“国内宣传”的几个部几乎都参加了，客观上形成各单位编辑工作的革命竞赛。这几年，广大干部想说的话很多。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缺少建设现代工业的经验，只能向别人学习，学了几年，看看老师的有些作法很好，有些作法不行，于是自己摸索、试验，包括搞“大跃进”，取得一些经验，也留下不少教训。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人们冷静下来，中外比较，前后盱衡，凡有所得，都想说说。所以这些“讨论”一经发起，广大干部热烈响应，来信来稿空前踊跃。

　　五个“讨论”的第一炮是“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打响了。最初四个多月“讨论”围绕着“正确的设计从那里来”这个主题展开，先后收到来稿、来信（来信也是来稿）近两千件，写稿者绝大多数是直接从事设计工作的同志，“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中的错误和教训，介绍成功的经验和切身的体会。”同设计工作关系密切的施工单位、生产单位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写稿，从不同角度参加讨论。后来编辑部接受读者的建议，在薄一波同志具体指导下，把这个“讨论”发展为关于产品设计革命的讨论。为此发表的社论《打破洋框框发挥创造性》，指出我国工业战线的“产品设计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展开，这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运动，但首先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运动。思想革命进行得越深入，设计革命也会越有成效”。为了使“讨论”扩展广度，增加深度，编者想了许多“点子”。例如，3月13日的一期“讨论”集中了如下的材料：一为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问题的论述，一为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东京所作“发愤自雄”，“在几十年内赶上西方国家”的讲演，以及梁启超驳孙中山讲演的文章，还有短文《爬行哲学的破产》，分析、评论孙、梁的主张。另有一篇编者按语，说“三份材料反映了三种思想、三种观点：一种是封建主义保守派的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读者可以联系自己的思想阅读和讨论这些材料，提高认识，努力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这期“讨论”当时引起一场议论。有人说组织“讨论”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不应该离开人们的“活思想”。有人说刊登这类材料正是为了帮助人们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信心，启发“活思想”。见仁见智，目的则一。当然，编者采取这种作法是慎之又慎，偶一为之，用多了，效果可能是不好的。

　　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是“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讨论。地方党委的同志和其他战线的同志普遍关心此事。新中国成立十六周年，前一半时间农业发展不慢，城乡人民日子过得不错。后一半时间工作失误，农业停滞，大家吃了不少苦头，都认为必须抓好农业。这时乡镇工业还很少，县委几乎全力抓农业。县委领导革命化，意味着农业生产大发展，所以这个“讨论”的基础十分广泛。

　　这个“讨论”从1965年10月开始，第一期大题《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占了整个头版，在人民日报可以说是空前重视。大字排印的“编者按”说：“县委领导革命化问题，是我们整个农村革命化的关键。”现在看，这种提法是否准确可以研究，但在当时，充分说明了中央有关领导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此是多么重视。“编者按”说：“本报过去对于全国各县的情况反映不够，对如何改进县委的领导工作宣传得更差，这是我们工作中必须着力改进的大缺点。现在我们根据读者要求，从今天起开辟一个专栏，对县委革命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第一期登了六篇文章，作者多是县委负责同志，文章内容实在，文字朴素无华，都是千字以内的“豆腐块”。还有一篇短评《为谁服务》，标题是老面孔，内容却很具体：评点上述文章。其中一段说：“曲阜县委同志谈到，原来他们对为谁工作的认识也不够明确，但当他们认识到要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服务以后，就抓住了本县的主要矛盾，经这一冬一春的努力，全县的水浇地增加了好几倍。”这个专刊还登了几篇学习文件目录，编者向读者推荐阅读。

　　针对性强，生动活泼——这种专刊很有一些特点。编辑部根据大量来稿反映的情况，同领导机关的意图对上口，提出前后衔接的讨论题目。精心选编来稿来信，仔细调配花色品种，把专栏（有时是一个整版）组成一个“大拼盘”，避免给读者送一锅“红烧肉”。以1966年第26期专刊为例：在《从思想上要解决些什么问题》的大标题下，登了毛泽东几条语录，四篇县委负责人的文章，一篇评点上述文章的短评，一个花边“集纳”。“集纳”加了个小题目《互相启发》，其中包括二篇读者来信摘要，二篇编者同读者交流意见的小言论，四篇合计不到一千字。编者还在一位县委负责人的文章中间插了一些按语。

　　在文章中间插进编者按语，直接表示编辑部对文章的意见，这种文字形式，解放前根据地的报纸用得很多。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很赞赏《晋绥日报》写的一些按语，认为观点鲜明，尖锐泼辣，有战斗性。后来发生了一些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左”了，并非体裁形式之过。以后除了解释性、说明性按语以外，对文章的内容、观点加按语的作法就很少了。1964年4月，《人民日报》五版登了几篇关于婚姻问题的短文，编者在文中加了一些按语，提倡婚姻问题上的新思想、新风气。胡乔木同志赞赏这种作法，同时指出：加这种按语要很谨慎，凡是中央有明确意见，报社又有把握的就写，否则就不写。二十多年来，人民日报编者经常在文章前边加按语，说明事情的原委，编辑部的意图，对读者的建议和希望，效果一般是好的。但很少在文中加按语。看来只要把编者和读者的关系摆正，持谦虚谨慎态度，对思想、作风等等问题还是可以用按语表示意见的。如果错了，可以声明改正。

　　《人民日报》2月7日登载了新华社播发的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时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引起强烈的反响。“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立即与关于焦裕禄的宣传衔接起来，以2月7日社论题目作为专栏题目，围绕谈体会，找差距，向焦裕禄学习这个中心，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为时不久，社会上发生了一场涉及各条战线的政治与业务关系的争论。事后得知，这是一些搞极左的人借题目作文章，但在当时，“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在不改变原定编辑方针的前提下，也移用了《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生产的关系》这个题目，勉强出到5月13日第54期，没有作任何声明，就偃旗息鼓了。这时“文革”实际已经开始，“政治落实到业务”、“政治落实到生产”被诬为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谬论，坚持正确意见的这个讨论当然不可能再办下去。其他几个“讨论”都是有始有终，最后多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作为结束；“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反而悄然中止，只能怨它没有赶上好时机。

　　“全党办报”是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发动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参加上述“讨论”，可以说是“全党办报”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报社和读者双向交流的新发展，是报社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由于编辑部选的题目准，编辑意图说得清楚，许多实际工作者认为参加这种“讨论”对提高思想改进工作大有好处，积极来信来稿，谈经验教训，谈应兴应革诸事，大抵能“切中时弊”。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多数人却非“文章里手”，但这反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好文风：内容实在，文字朴素，开门见山，直来直去，很少有人们相当厌恶的那种“八股调”、“学生腔”。以“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讨论为例：在没有受到干扰的时候，从1965年10月中旬到翌年2月上旬，有九百零四个县（包括少数县级市），就是说，全国大约一半县市的同志，给报社写稿一千八百多篇，有些从未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名字的县的领导同志也写了稿，范围之广前所未见。编辑为办好这种专栏，发挥了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精选细编来稿来信之外，运用短评、“编后”、答问等文字形式，或在讨论关键时加以引导，或在文章紧要处适当“点睛”，同作者进行直接的自然的思想交流，有的编辑还同作者交了朋友。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