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积极与挣扎

　　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记沉重的闷棍。惯于正常思考的人突然遇到反常情况，往往措手不及。人民日报在全国第一个被夺权，也许可以看作自然之事。

　　这个队伍很听话，创刊二十年来，大家兢兢业业，想把工作做好。主要由于自身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加上一些外在原因，工作质量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听到的批评比表扬多。但这个集体有股韧劲，即使有的批评显得重些，也未失去在中央领导下把报纸办好的决心和

　　1966年元旦社论题目是《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深入地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建设，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这个精神符合全国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报社工作人员充分理解，坚决拥护，非常清醒地把它作为“三五”期间首先是1966年的宣传方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业务工作中，学习兄弟报纸，首先是学习解放军报的长处。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我们学习“军报”。我们理解主要是指“军报”宣传重点突出（主要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思想性、针对性强，文章短、活，通过部队指战员的工作、生活宣传“活的哲学”尤为出色。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报社八十多名干部于1964年10月到北京郊区通县参加“四清”，他们在1965年6月回到报社，八十九名干部接着去房山参加“四清”。两批干部大都是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先后离开报社近两年时间，对当时的业务工作很有影响。留下工作的同志没有得到在“四清”中锻炼的机会，就相约在原岗位上锻炼，我是其中之一。当时上夜班也确实可以算得一种锻炼，首先是工作时间长（因为出报晚）——我们的早点常常是白班工作人员带来的油条，没有一副好身体是不行的。

　　上一篇文章介绍过，这时期担任国内宣传的几个部用很大力量经营五个“讨论”，读者反映颇好。除此之外，还着力经营头版，尽可能搞好这个“窗口”或曰“眼睛”。

　　头版通称要闻版，严格说，当时头版登载的可以算作新闻的作品不多。这时更加有意识地突出重点，打破“框框”，无论短新闻、长通讯、读者投书，记者来信……只要符合宣传方针，内容扎实精彩，都上头版。对重大典型更是连续报道，不惜版面。1966年开年即集中突出宣传大庆。1月2日头版全版只有一篇长通讯《大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一篇短社论《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二版大半版是大庆职工写的短文，讲个人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突破技术、工作难关的经验，一篇短文只谈一个问题，集中、实在。此版还有一栏《一事一议》，包括四篇短文，都是三几百字讲大庆成就的夹叙夹议的小言论；一栏《大庆人的豪言壮语》，内有九篇格言式的百字文、十字文。1月2日以后继续从各个侧面介绍大庆，本报安岗、郭小川，程晓侯三同志合写的系列通讯，“铁人”王进喜的报告和谈话，大庆职工写的学习“活的哲学”的笔记，在读者中发挥了“生动的教育作用”（一个厂长来信这样称道）。所有重要文章都配有“点睛”式的短社论，先后有五六篇。大庆的革命精神和严谨作风教育了一代人，为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新闻单位集中突出的宣传介绍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回头看，不能不提到一些应该吸取的教训。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些文章即使十分勉强也要提这个“纲”。大庆的基本经验是“高度革命精神和高度科学精神相结合”，是“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有的文章却说“学大庆从哪里学起？一条阶级斗争红线贯穿在大庆成长过程中”。不少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本来是运用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以及各种事物的矛盾关系，也要勉强塞进阶级斗争内容，或者贴上阶级斗争标签，以致读者莫明其妙。

　　《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一版登载了穆青、冯健、周原三同志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登载焦的照片和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在我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宣传过许许多多先进人物，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以此为第一。人民日报发起的影响相当广泛的“县委领导革命化”讨论，从2月中旬起同学习焦裕禄结合起来，内容更加充实、亲切，给县委同志们提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学赶榜样。两三个月时间，从来稿来信情况看，学焦裕禄的浪潮不仅遍及地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党政军民学、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干部都学焦裕禄。人民日报对此连续写作社论七八篇，读者也给予好评。

　　这个时期评论工作也有发展。国际共运继续论战，所以评论很多。国内新事不少，评论也多。头版着力经营短社论。这些社论针对性强，配合介绍引人注意的人、事、问题的新闻通讯，“就实论虚”，尽可能起概括、“点睛”的作用。这些社论一般在千字左右，一篇谈一个问题，坚决芟除枝蔓；尽量减少人们已经熟悉的申述性话语，而以论断性语言表达作者的观点。这些社论一般不谈政策，多谈思想、作风，不必送阅，因此出手很快。常常是晚间十点多钟，几个人集体研究当晚要用的重要新闻、通讯，共同商定评论题目、论点，指定一人执笔，翌晨一点左右集体研究、修改，发排上版。《为人民》《革命精神必须落脚到科学态度上》《当好冷静的促进派》《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求实》……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同过去常见的那种“业务性”评论的性格大有区别。这些社论都排楷体字，在当时是重视的标志。

　　5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听到一种朋友间的议论：“我们国家有些怪，什么时候形势好，肚子才吃饱，就要折腾了。”这可能是群众对我们搞建设急于求成又政策多变的一种批评。1965年，经济形势大为好转，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一再告诫人民日报负责人：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就要到来，有些地方高潮已经出现，一定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力戒浮夸，要有热有冷，作冷静促进派。上面说的那些在当时受欢迎的短社论，就是根据这些精神写的。但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冷静促进派的口号，并不合一些人的胃口，“文化大革命”中竟受到批判，《求实》一文更成靶子，由于我参加了这些社论的起草和编改，被定为罪状之一。一次“中型会”对《求实》大张挞伐，兼及我这个“一贯右倾”的执笔者。有位“造反派”负责人会后问我受到什么教育，估计是想从我口中听到“批判精当，感谢挽救”之类的颂词。我老老实实说：“批判我是很必要的，我有许多错误，可不能批判毛主席。这个题目是毛主席说过的，文里的许多话都是毛主席的指示。要批，只能批我哪些地方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万不能批毛主席的教导。”可能由于我的理由“过硬”，以后再也不批这批社论了。所以我常对一些同志说，我们非常幸运，报社的“运动”比许多机关文明得多。

　　与上述工作相当顺手的情况并存，我们日渐感到工作中的某种难办。我们想不到也不敢想当时上面存在两种主张、两种声音，而认为元旦社论宣示的精神是唯一权威。相当顺手指的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促建设的宣传；某种难办是说我们虽然尽力学习其他报纸，但因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又难以无保留地学习，所以常常落在后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工作，有的兄弟报纸对这方面的宣传确有经验，我们认真学习，组织了一批联系实际、题目响亮、材料扎实、论述周密的文章，受到读者好评和中央负责同志赞许。有时这种文章“断档”，就用标语、口号充数以保持声势。从1966年3月12日到23日的十二天中，连续不断地在头版刊出“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大口号，以之遮护一些内容平淡的文章。当时流行一种命题，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顶峰”。对于这种并不科学的提法，我们遵照上级“慢慢改”的指示，尽可能在文中设法避开，实在避不开也不把这些论断说全，结果招来大怨。有些文章题目大，调子高，但内容平平，由于某种考虑也勉强刊登。当时一位在北京一家大报工作的太行山老战友说：“你们真以为读者接受这些作法么？”我报以苦笑，无言以对。

　　关于“突出政治”的宣传，集中暴露了人民日报的被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炙手可热的时候，把“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提到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程度，可以说到顶了。有的报纸从2月开始连续发表社论，宣传“政治决定一切”，“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等等。人民日报不能长期落后，又不能不愿重复这些观点，拖到4月份，勉强发了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政治统帅业务》，根据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的思想，论述“政治和业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决定业务的方向和性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要落实到业务上，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我们必须注意把业务和政治结合起来”。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但不久竟被诬为“反对突出政治”，搞“二元论”，大批特批。人一旦堕落到蛮不讲理的地步，也是令人生畏的。

　　在全国人民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力奋斗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在上海一个角落里制作成熟，破土而出。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登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一篇貌似学术研究实为政治讨伐的棍子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给人民日报出了难题。毛泽东同志1959年4月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曾经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说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现在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当即约请明史专家吴晗同志赶写这方面的文章，6月发表他的短文《海瑞骂皇帝》（署名刘勉之），9月发表他的长文《论海瑞》。当时读者的反映是《人民日报》反应快，吴晗文章写得好。《海瑞罢官》的路子同上述文章并无不同，怎么成了“毒草”呢？这个剧本如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为什么扣上政治帽子呢？但是，毛泽东提倡在先，“姚文”批判在后，看起来有点“来头”，是否转载，只好请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表示“姚文”不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必转载。事后得知，当时不要说我们这一层干部，就是这位领导同志也不了解“姚文”是江青、张春桥一伙根据指示秘密炮制的。

　　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报纸大都没有转载“姚文”，我想一是不清楚“姚文”的来历，二是认为该文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特别是把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中谈到的明代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扯到一起，说“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实在牵强到不可思议。

　　1965年11月下旬，毛泽东看到没有什么报纸转载“姚文”，就命令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得悉，即告知北京各报转载“姚文”。《人民日报》11月30日将“姚文”登在《学术研究》版，因为报社设想也希望这是一个学术争鸣问题。总编辑吴冷西按照这个路子主持写了大字排印的“编者按”，表示了上述完全正确的态度。但是，坏了，如果说过去对此事还可算是态度嗳昧，现在可就清清楚楚“站错队”了。

　　这个“编者按”有九百多字。其中近四百字是引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双百”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再去掉一些说明性的话语，谈报社意见处不多，但很明确：“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上展开一次辩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由周恩来同志修改定稿。在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坚决按照这个精神宣传报道，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

　　据我们了解，当时北京许多报社赞成这个“编者按”的意见。人民日报参加斗争是积极的，但主动组稿不多，自动来稿不少，其中反对“姚文”的不在少数。为了表示报社的“倾向性”，我们多登拥护“姚文”稿，并且排在前边；少登反对稿（多是商榷性质），并且排在后边。有些持反对意见的稿子，敢说直理，论述有力，虽被挤在角落，仍然引起读者的注意。1966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105期，“编者”搞了一栏《来稿摘编》，包括五篇文章，前三篇都赞扬“姚文”，后两篇题目是《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不是”一文谈了对“姚文”的意见以后，还对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提出意见，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趋势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2月3日（学术研究）108期所载《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说得更加坦率：“对于这一点（指不能认为吴晗在剧本中提出“退田”、“平冤狱”是鼓励“搞单干”、“闹翻案”）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1966年4月，我国的政治波涛狂泻猛下，斗争热度急剧升高。中共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在外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一些负责同志的错误批判继续升级。表现在报纸上，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发展为对吴晗的政治讨伐，进而追查吴的“反动历史”。人民日报处境日益险恶，虽然采取不少措施效鼙、靠拢，但毫无作用。4月10日《学术研究》127期刊登近两版《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在这份外来的汇编材料上加了大字“编者按”，说对吴晗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他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4月17日《学术研究》133期又刊登《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文中不少材料是违反事实的恶谥，也非出自人民日报工作人员之手，但人民日报却违心地加了“编者按”，说“原来他是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立场的人”。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惯用“摘编”别人“错误言行”的恶毒伎俩，其目的当然是揭丑、示众，置对手于死地，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帮助对手澄清事实。以这两组揭发吴晗的材料和不久以后揭发邓拓的材料来说，有不少实际上帮他两位作了澄清。也难怪，人家的言行本来不错，甚至很好，你在“摘编”时即使断章取义，任意镶嵌，总不能完全改变事实，总不能完全抹掉读者的判断力。“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狠批“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速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当时我想，空口夸自家不算本事，有胆量你把“三株大毒草”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可能是被表面的“胜利”迷了心窍，他们居然把三个材料印成小册子“控制发行”。这就好了，我很快听到不少人说：“这哪里是毒草，明明是香花。”谁说“四人帮”没有干过一点好事？我当时真想大喊一声：“事实万岁”。

　　为了摆脱险恶处境，人民日报抓紧利用一切机会“自赎”。4月16日《北京日报》用三版篇幅刊登揭露《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人民日报立即发排，准备转载“表态”。谁知接到通知不得转载。为什么？不清楚。于是继续在原有批判轨道上作功夫：增加篇幅，提高调门，多搞标语口号，“大造革命声势”。但是听不到任何肯定之词。写了参加战斗的社论送审，一概没有下文。相反，透露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家大报的社论于18日发表，《人民日报》赶忙在19日转载。另一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收录了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在当时是头等重要文章，也作为解放军报社论在5月4日发表，《人民日报》赶快在5月5日转载，由于作了删节，酿成大祸。以后高炬（江青化名）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等在当时给“运动”定调子的文章，都是别的报刊先登，《人民日报》转载。政治动向不摸底，领导意图不清楚，全社工作人员都明白已被抛到一边，中央党报不在王府井大街了。

　　转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篇重要社论发生错误，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教训。当时总编辑吴冷西经常承担中央分派的其他任务，报社日常工作由另一位副总编辑主持。我以副总编辑分管夜班编辑工作。这篇社论就结构而论，应该说是相当严谨的，不大容易删节。原定全文转载，只把文章题改作新闻题。那位主持工作的同志执意进行删节，但不提删哪些地方。我劝阻无效，又怕别人删出乱子，就和一位老编辑同时动手，在稍嫌重复处删去五百多字。当时并不知道此文经毛泽东审定，否则哪有这个胆量！第二天，康生即主持会议，严厉指责、追究此事，说什么《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这位迫害狂在会上查原因、追动机，大有把《人民日报》一口吞下之势。

　　主持夜班工作出错机会较多，我又一直认为既然担负领导职务就不能害怕承担责任，所以常写检讨。这次不同，认错再认错，检查再检查，就是通不过。工作被调开了，这没有什么。后来听说还要报社公开登报检讨，却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压力。解放战争初期，我曾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检讨土地改革宣传中的错误，说是丧失立场，够严重了，但精神压力远不如这次大，因为当时根本感受不到上级有何敌视情绪。这次受批评，听康生讲话，我仿佛听到他咬牙的声音。有那么几十小时，昏天黑地，寝食俱废，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5月9日，突然天降纶音：毛主席考虑《人民日报》在国内特别是国际上的影响，决定报社不必登报检讨。这个喜讯使众人得释重负，我更喜极而泣。只要《人民日报》不公开“出丑”，我受什么处分都是轻的。

　　经过这次重击，报社多数人员可说彻底解除了精神武装，唯一能作的只有对准邓拓、吴晗和其他“权威”靶子，进行有气无力的大批判。看看人民日报用的这些字句，“大阴谋家”、“牛鬼蛇神”、“魍魉魑魅”、“叛徒”、“黑帮”、“画皮”、“毒箭”…可以说能想到的恶谥全都用上，轻重是不考虑的。5月31日的报纸最热闹，六个版中有五版批判文章，五个通栏“战斗”口号，在《人民日报》还没有先例。

　　这种“积极”并没能拯救我们。就在这天下午，中央在怀仁堂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康生在会上对《人民日报》大张挞伐，继续严厉追问删“军报”社论是何居心。会场鸦雀无声，我有罪更不敢抬头。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批评了《人民日报》，实际是维护《人民日报》，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但陈伯达早准备好了，几小时后进驻人民日报，立即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还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5月31日夜间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了。6月2日社论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连续五天发了六篇这类腔调的社论，我估计他们是早已准备好了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