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上的“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特别是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1965年11月10日）以后，人民日报日渐“掉队”而进入“另册”，所以陈伯达率工作组于1966年5月31日夜间开进报社，搞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小小的政变”，夺了总编辑吴冷西同志的权。由钦派大员从上而下不明不白地夺权，人民日报在全国大概是第一个。

　　从此，人民日报被拖进“文化大革命”的轨道。重要信息经过这里发布，新鲜道理经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十年时间，谁也数不清这句话在文件、文章、演说、口号中出现过多少次，确实深入人心，毛泽东也为此自豪。他曾说一生中作了两件大事，一是领导创建新中国，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到了晚年，谈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又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就把普通人弄糊涂了。打倒至于“一切”，内战至于“全面”，怎么能同“基本正确”连在一起呢？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标榜舆论高度一致，实际却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后者有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散放的烟幕，有的是没有公布的重要事情的非正式传递，有的是无告的人们希望发生或者害怕出现的某种臆测。以上种种，有的事后被证实，有的纯属子虚乌有。所以细心人根据几年来积累的反话正看、歪理正解的经验，主要还是看《人民日报》，猜《人民日报》，从中寻觅某些重要信息，经常有重要收获。人民日报有个记者，无端被关进监狱四年多，享受“高级政治犯”待遇，虽同狱外彻底断绝信息，但有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可看。闲来无事看报纸，从头版第一行看到第六版末一行，在字里行间揣摸“政治动向”。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71年国庆，林彪反常地没有露面，还有他的一伙同党。不久，报上批判‘最大的野心家’，又说‘死无葬身之地’，我明白林彪完蛋了。”看，说假话的报纸也能给细心人作出这样的贡献。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的事并未公布，但细心人能够看出《人民日报》变了。在此之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曾经连篇累牍刊登批判邓拓、吴晗等同志的文章，转载其他报纸的重要社论和文章，但无自己的“声音”，摇旗呐喊而已。6月1日出现自己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通栏标题，大字排印，“横扫”，“一切”，一千多字短文章，吓坏人的大口气。此后几天，天天有这类尖锐火爆杀气腾腾的社论，一派命令口吻。报头右边通称“报眼”的那块地方也有变化，从6月2日开始，人们熟悉的“今日要目”改为“毛主席语录”，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论说和指示。顺便说一句，《人民日报》的“报眼”几经变化，“今日要目”以前是“伟大的祖国”，每天一幅照片，内容广泛，并有一段相当精粹的说明，引起读者的喜欢。“文化大革命”以后，“报眼”这个醒目的地方，又改为登载重要新闻。

　　“文化大革命”道理新奇，它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我长期搞不懂，以后渐有所悟，原来是两个字：夺权——无产阶级再次夺资产阶级的权。“三大改造”早已完成，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毛泽东说，“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派”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包括迫害狂康生等人指定谁是谁就是。一条罪状常常不够，再加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帽子。“文革”前期，人民日报主要报道夺权；“文革”后期，主要报道保权，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等等，都是保住夺到手的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作者的心态：“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从这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照林彪的说法，在全国“刮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到第二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大量新闻、文章、通告、文件，主要围绕夺权，仅自写和转载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就有50多篇。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全国除台湾省外，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夺权成功，社论说，从上海“一月风暴”起，“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这个巨大浪潮中，参加革命早的老干部在劫难逃，略带“长”字的干部也难幸免。我有个亲戚，月工资半百稍多，也被夺权批斗，只因为有个“长”字——小学校长。

　　夺权是顺利的，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给紧接着举行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造成了困难。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7ｌ％，再加上“走资派”，剩下能出席的远远不足法定的人数，幸好有指定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部分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开成一个扩大的中央全会。人民日报突出刊登的全会公报，只好不写出席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人数。毛泽东主席在全会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作重要讲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次会议作出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决定，“文革”后相当久才彻底平反。

　　可能由于人民日报被夺权后表现不错，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许多新语录，或由《人民日报》为首的“两报一刊”社论公布，或由人民日报独家公布。这是难得的殊荣。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条新闻“文革”后经查证不实，连同其他影响十分恶劣的虚构新闻，相继更正、澄清。但在当时，确实引起全国轰动，因为文前的“编者按”公布了一条重要“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语录”说的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但各地区、各学校发挥积极性，一般都“超额完成任务”。我的三个子女，当时高中、初中都未毕业，都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对青年个人，这种锻炼大有好处，但给国家、给许多家庭造成很大负担。几年工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人，数目很大，遗留问题不少，有的现在还感觉得到。

　　《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规格突出报道1969年4月举行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紧接着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把林彪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

　　“九大”开过，我有幸参加一个接受教育的报告会。革命群众坐在体育馆四周看台椅子上，我们这号人在比赛场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坐。也有好处，能看清报告人的嘴脸。陈伯达作开场白。主讲人康生大谈把林彪正式定为“接班人”的伟大意义，说是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我们家乡有句俗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三年，任你以新“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尊，也不能抹掉许多人心中深深刻上的迫害狂、阴谋家的丑恶形象。让他主讲，选人不当。

　　林彪获得党中央唯一副主席高位后，急不可待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仓皇叛国出逃，坠机自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擦亮了亿万人民的眼睛。在四个多月前，1971年5月1日，《人民日报》一版还登了一幅大照片，林彪以病弱之身，站在毛泽东主席身旁，胁肩谄笑，显得越发渺小。他右手中指夹在《毛泽东语录》中间，表示正学到这个地方，多么勤奋忠诚！此人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文革”前位居党中央五位副主席之末，“文革”准备阶段突然冒出头来，“最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最最忠于毛主席”，一跃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接班人”、“副统帅”。就是这样的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暗害毛主席。而“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三反分子”的人，哪个有这种罪恶的想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亿万人心中这种朴素实际的想法，使《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发生很大困难——怎么转弯子？一个数字可以反映当时的窘状。1971年10月到1974年底的三十九个月中，除了几篇署名“两报一刊”的元旦、国庆社论外，人民日报独家谈国内事务的社论只有二十二篇，每月平均半篇多一点。当然，大大减少那些喋喋不休地重复“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社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里只是说，“九一三”事出突然，一下封住了某些宣传家的嘴。许多话说过了头，有些话自打嘴巴，任你无耻善辩，也无法自圆其说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获得转机。人民日报实权虽然仍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但不能完全在报上封锁周恩来对国事进行整顿的意图和作为。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阅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发出同“文化大革命”不协调的声音。社论强调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的干扰”。此文直接鞭挞林彪、“四人帮”。当时对林彪尚未公开点名，“刘少奇一类骗子”就指林彪。少奇同志九泉有知，想必一喜一怒。喜，林彪毕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怒，林彪自毙以后，刘少奇的令名继续被他玷污。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提出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此后批判林彪才不用那个代称。

　　1972年10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争取新的胜利》，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进一步提出“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后者阐述的道理，人民日报1966年4月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写的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曾经讲过，不久就受到错误的批判，现在能够再次提出，应该说显示了拨乱反正的勇气。

　　人民日报社内敢于同江青一伙“对着干”的同志，利用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好形势，陆续推出一批同“文革”精神唱反调的典型报道。1972年10月4日在头版刊登《辽宁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说：“现在，有一些企业的领导人，把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同‘锦标主义’，同‘奖金挂帅’混为一谈，不敢组织，这是受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极左思潮影响的表现”，强调在批修（即批林）整风运动中，“排除在竞赛问题上‘左’和右的干扰，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力争全面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此稿经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同志审阅同意发表，立即引起江青一伙的狂怒，追问“稿子是怎么来的”，并布置追查。由于周恩来这时代管人民日报，追查不了了之。这种性质的报道，也就陆续发了一批。

　　紧接着，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的文章。摆开阵势批“左”，这还了得！江青一伙倚仗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掀起一场政治风波，使周恩来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也使人民日报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再次遭受沉重打击。说清楚这件事的原委，需要较多笔墨，只好留给下一篇文字。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亡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要独吞“文革”的“胜利果实”，对周恩来纠正“文革”错误的努力疯狂反扑。1973年“两报一刊”《新年献词》，提出“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擎起毛泽东所谓应该批极右的旗子，在“批林整风”和其后的“批林批孔”中，名为批判林彪、孔丘，实则影射攻击周恩来。人民日报对此特别卖劲，一年中刊登批判文章五百七十多篇，以致群众反映，《人民日报》完全变成“四人帮”的“帮报”。

　　1975年初，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立即对各条战线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1975年9月15日，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报社一位被“监督工作”的老编辑参加了这次会议，事后悄悄告诉我：“真痛快！简直是向那些人公开宣战。”由于整顿顺应党心民心，时间不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各行各业很快出现新气象。群众对此看得清楚，但《人民日报》很少反映。附带说一句，江青反革命集团早几年已经形成，“四人帮”一词却迟至1974年7月毛泽东批评他们时才在内部提出。又批评，又支持，但始终未让他们取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应该说，这是老人家在晚年对党对人民作的一大贡献。

　　对各方面工作同时进行整顿，就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坚决反对，毛泽东不能容忍，于是错误地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时《人民日报》“积极”起来，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也许由于文章太多，那些人也忙中出错，1976年7月11日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大标题：《某某某反极左就是反革命》。这不等于说，极左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极左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我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更加尖锐。在“四人帮”看来，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障碍，一位已经作古，一位正在挨批，从此可以为所欲为了。亿万人民惶惶然，担心“国亡无日”。11月14日，我接到从黑龙江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汉、大庆油田的中层干部，哽咽着说：“就这么完了吗？怎么办呀！”我当时还“靠边站”，又是在宿舍的传达室接电话，当然不敢说什么，只能“啊，啊”地应付。他接着急切地问：“明天追悼会，是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吗？”我当时哪能知道这种“机密”，只是说：“我的心和你一样呀！我想应该这么安排吧！对方长叹一声，挂上电话。“四人帮”有恃无恐，逆民心而动，在14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前一天，竟未在《人民日报》前三个版提及悼念、追怀周恩来一字。一版上部通栏标题竟是《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报道一个大学的教育革命，开头一段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全国人民揪心的事，他们千方百计转移、冲淡，真是与全国人民为敌。

　　但是民心不可侮。“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九年多，各种人物纷纷登场表演，是非、善恶、忠奸、正邪——即使平时不很关心政治的人，此时也看得清清楚楚。百万人民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为几个月后的决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天安门事件中，《人民日报》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四人帮”派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带了几个人，炮制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制造革命群众的所谓“罪证”。事后查明，其中有的内容纯属捏造，有的则是移花接木，但在当时却成为给事件定性的主要根据。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就是按照这篇通讯的调子演绎出来的。由于作恶心虚，通讯不写作者姓名，而署“本报工农兵通讯员本报记者”，目的是要报纸为这种恶行负责。我在东单人行道上看到有人把登载这些文字的报纸撕成碎片，踩在脚下，一面为自己长期服务的报纸遭到玷污而痛心疾首，一面衷心敬佩这些是非分明、无所畏惧的好汉。在那讲究追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年代，竟无人拦阻、追究这种大胆犯忌的行为，也显示人心的向背。

　　由于“四人帮”报告假情况，中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作出关于人事安排的错误决定，并对无辜群众进行镇压。大概是要庆贺这次斗争的胜利，一个多月以后，“四人帮”抛出“两报一刊”社论《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社论重复“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及时的”等等老调，然后欢快地说：“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蒸蒸日上，伟大的祖国繁华似锦，一片兴旺景象”。“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放眼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我们充满革命豪情……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可惜形势已经不同，能接受他们这种说教的人是很少很少了。

　　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病逝，全国人民极为悲痛。“四人帮”遭到沉重的打击，他们再没有新的“语录”可用，再不能假报情况骗取支持了。他们在全国人民中极端孤立，只能靠造谣过日子，在《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抛出最后一张王牌：“按既定方针办”。这原是毛泽东病重时对个别问题表示的一个意见，“四人帮”把它说成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什么是“既定方针”？“四人帮”解释，就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七八年再来一次”。从1976年9月16日发社论这天起，在《人民日报》“报眼”的语录栏中，在各种体裁文字里，甚至在新闻标题上，塞满“按既定方针办”。9月20日一天的报纸上竟有几十处之多。他们只有这么一根骗自己的稻草了。

　　陈毅同志在“文革”期间处境困难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76年10月6日，时候到了。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重新回到党和人民怀抱中，满怀革命激情，同兄弟报刊一起，集中宣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胜利。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