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中奋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日报最早被夺权，说明运动主持者对舆论工具极为重视。夺权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他们大概很有把握。但在十年运用过程中，并非时时得心应手，大概是始料所不及。事实说明，从总体看，人民日报这个队伍是不错的。

　　十年间，《人民日报》相当充分地宣传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错误，给党给人民造成严重损害。但中间有斗争，有起伏，也作了好事。除了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相继主持中央

　　“文革”开始时，人民日报有职工一千零几十人，编辑业务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各级领导骨干抗战期间多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从事新闻工作，从少年、青年时代即接受党的教育，经历过整风审干、“土改、三查”以及游击战争锻炼。新中国建立前后调到报社的一批原在城市工作、读书的地下党员和青年学生，多数经受过地下革命工作的锻炼，其中不少人“文革”开始时已成为业务骨干。这两批人都参加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各种运动，从不同角度接受过审查和考验。1964、1965两年调进一批研究生、大学生，当时严格择优选拔，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好。作为伟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一个成员，许多同志感到自己的水平不很够格。但是，就主流而论，大家确是热爱共产党，尊崇毛主席，坚持新闻党性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在认识和接受“大跃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又有提高。

　　对于这样的队伍，“文化大革命”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夺权不久，造反派负责人就四处寻觅安置“老家伙”的场所，初步选定宋辽交兵古战场金沙滩，主要考虑那个地方苦寒，便于“走资派”的思想改造。幸喜毛泽东主席没有批准这种做法，他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说要“夺权”。大家明白“夺权”就是换领导，不“另起炉灶”就是保存原建制，包括绝大部分业务工作干部，这对《人民日报》九年后复苏关系极大，报社绝大部分职工衷心感谢毛主席的保护。

　　领导不同意“另起炉灶”，办报又需要人，大部分编辑、记者被留下继续工作，当然各人情况有所不同。有个老编辑悄悄告诉我，他是被监督劳动，从编辑组调到检查组。这个组的任务是核对“语录”、引语，检查事实、语法等错误。当时核对共产主义运动经典作家的“语录”最为重要，他当然没有资格参加，只能核对古文史方面的引文。当时这种文章奇少，他常常无事可干，又得按时上班，于是仔细翻阅《辞海》。这是一位有心人，几年工夫一本《辞海》看了一遍，增长许多知识，他说这是“塞翁失马”。

　　头两年，非常时期，乱乱哄哄，一切都在飞快变动，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竞相举行，口号、“万岁”、奔跑，冬天的空气都热烘烘的。原编委会早被“砸烂”了，代之而起的临时编委会（由报社群众组织和“首都造反派驻人民日报监督小组”代表联合组成）、临时工作委员会、党委会、核心组走马灯般上上下下，对报社实施管理。所幸报纸一天没有中断，好人、坏人都不想让它中断，反正“革命第一”，“业务第二”，只要“大方向正确”，报纸是不难办的。

　　1968年10月，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报社领导“运动”，那种近似无政府的混乱终于缓和下来。

　　经“中央文革”特别批准，报社在此之前举行几次“彻底揭开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把几位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功勋的老革命家“揪”到报社批斗。在当时说来，这是“上边”对报社群众组织的极大支持。报社外的红卫兵组织参加了这些斗争的发起，这样可以壮大他们的声势。被批斗者见有外国人参加（会议主持者邀请一些左派外国友人参观批斗，可能是人民日报的独创），任你“积极分子”反复追逼，绝不透露党和国家任何机密。在敌人重围之中“横刀立马”，被自己人压得躬身弯腰，连我们这些陪斗者也体会怒发何以冲冠的道理。

　　我长期认为人民日报的“文革”运动比许多单位“文明”。从“武斗”水平看，可以这么说。批斗会上照例低头、弯腰，但“喷气式”扭得不狠，未出现打人、下跪等体罚；批斗会外私设公堂等恶行不曾有过。但“文斗”水平不低，思想控制严密，言谈动辄得咎，大概是“知识分子成堆”的“社情”决定的。

　　作为反面教员，“九·一三”事件“功”不可没——使亿万人思想升华。报社各级干部同全党绝大多数干部一样，长期对毛泽东同志高度信仰，遇事惯于“反求诸己”，确信老人家发动这场大运动是由于广大干部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是为了“治病救人”，所以几年来一直向自己的“灵魂”开刀。即使斗得过火一些，也认为是运动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对林彪当“接班人”有意见，也由于经过了党代表大会的手续，还是习惯性地接受了。现在猛然发现，林彪原来是这么个人、这么回事！“文革”初期出于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信赖而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也感到受了某种愚弄。“文革”期间我在“五七”干校结识了一些青年朋友，有工人，有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编辑记者，许多人对“文革”由狂热而思考而冷静，由盲目支持而被迫接受而消极抵制，对我们这些被批判的干部由对立而理解而同情，变化真快真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文革”前我这样说，也这样写，但理解不深。经过这场大锻炼，我觉得理解深刻多了。亿万群众觉悟大提高，对“文革”后期的巨大影响，我看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1972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不信邪的同志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一场激烈交锋，虽然弱不敌强，斗争失败，但是显示了区区报社的革命力量都是压不垮的。“九·一三”以后，周恩来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领导人民日报，江青一伙虽然没有放弃实际领导权，在报社为所欲为的行径毕竟有些收敛。周恩来首先整顿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在1972年7月14日明确表示：“干部问题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不行。”责成人民日报尽快“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几经周折组成一个7人班子，牵头的仍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心腹，但因增加了几个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使得某些同“文革”唱反调的文章有了见报的可能。

　　从1971年底到1972年秋，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在“文化大革命”框架内少有的新气象：批极左。这期间相继举行了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和科学会议，到会同志异口同声地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是国家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极左不除，国无宁日。”1972年8—9月间，周恩来对包括人民日报的几个单位的人员讲话，批评这些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民日报有关同志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考虑上述重要会议的情况，连续推出多篇正确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评论，推出若干体现“八大”路线的新闻报道，使几年在报上不闻这种声音的读者欣喜、惊异。但是，任何具有拨乱反正性质的舆论，江青反革命集团都不能容忍。他们时刻窥伺反扑的机会，这年10月终于抓了一个“把柄”。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同志为加重反“左”的分量，根据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在黑龙江视察时发表的意见，约请黑龙江省委理论组同志撰写《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连同另两篇批判极左的文章，组成一版，在10月14日二版刊出。正像事先预料的那样，果然捅了“马蜂窝”，江青一伙立即假借上海工人的名义挑剔、反扑。

　　周恩来同志代表的正确意见要批极左，江青一伙反对批极左。在这激烈斗争时刻，报社“看大样班子”的王若水同志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信，反映周恩来主张批极左，他认为是正确的；张春桥一伙反对批极左，他认为是错误的，孰是孰非，请毛主席给予指示。毛泽东当然维护“文化大革命”，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极右”，把此事交给主张批极左的周恩来处理。

　　1972年12月14日，周恩来召集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日报军宣队负责人、王若水和“看大样班子”的另两个成员，以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后者气焰万丈，对周恩来展开围攻，那封信不过只是一个引子。在会上，周恩来批评了王若水，实际是保护了王若水和编发那几篇文章的同志，对此，好人、坏人心里都是清楚的。张春桥最后说，人民日报这么干，是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作怪。周恩来则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跟着毛主席走的，红旗是树着的。”江青定调子说：“这个版（指批极左的版）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要从这篇文章（批极左的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把邪气压下去。”此后，江青一伙完全排除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把这张报纸彻底搞成制造篡党夺权舆论的工具。

　　从1972年底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批邪”运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一直延续到1974年底。被批判者受到的压力有时超过“文化大革命”初期。“文革”初期所有旧当权派无一幸免，“火力”虽然很猛，“压力”比较分散。“批邪”运动不同，过去的一些被批判者变成了批判者。这种人数目不多，但能量很大，有的在后台出谋划策，有的在前台操纵指挥，有的台上台下进行“理论”指导，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人民日报确实有一股“力量”，一股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力量；有一股“邪气”，一股跟着江青反革命集团跑到底的邪气。如果“文革”初期常常能从头发黑白看出谁是批判者或被批判者，这时情况就不同了。许多青年人看不惯这场闹剧，变成沉默抗议的“逍遥派”，甚至被推到挨批的行列。极少数年纪不小的原当权派变成运动的“积极分子”，跳进跳出，窜来窜去，使形势更加复杂。

　　“力量”、“邪气”似乎是无形的，有形的组织更便于坐罪，于是又制造一个“长短录俱乐部”。一张大字报揭露：“这个俱乐部设在报社一个宿舍中，干了许多坏事”，“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怀恋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例如骂江青，放（洪湖赤卫队）唱片”等等。除了总部，有的宿舍还被认为设有分部。有些人在马路上边走边谈，让人看到，就被指为“马路分部”。小会“挤”，中会“斗”，大会“批”，被定为“力量”、“邪气”、“俱乐部”成员不必说了，同他们稍有接触的也人人自危，全报社再次陷于恐怖中。

　　一些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的表演，令人叫绝。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比我年纪稍大的同志坐在我面前，慢言慢语，不躁不火，张口闭口“同志”，不时叙旧忆昨，反复劝我“不忙检讨，先把事情交代清楚”，接着掏出一张纸片，历述应该交代的问题，不外何时何处同何人策划“丑事”，如何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之类。因为我俩互相知道对方底细，我一直瞪眼看着对方，对方反而不敢对视。演这种闹剧，双方都是不容易的。

　　这次斗争尽管时间很长，声势很大，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任何人作出组织结论。因为强加的罪名或属虚构，或不在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议论是有的，说“文化大革命”之短，道毛主席革命路线之长也是有的。但这种现象遍及当时社会许多角落，人民日报社不过由于思想控制极严，这些人被“抓”出来罢了，但定罪已经不大容易。

　　经过这次斗争，“四人帮”收获还是有的，对报社控制得更紧了。“看大样班子”彻底解体；在报社“五七”干校锻炼的一些人继续“留级”，有些原来搞业务工作的同志被送到工厂、公社劳动改造，更多的人被调动工作。这样分散处理以后，许多人终于发现，这比安个组织罪名成批处理显得“文明”，实际可怕可恶得多。

　　“四人帮”认为人民日报的反抗力量已大体肃清，1974年底，姚文元宣布：“人民日报建班子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从成员看，两个小组“结合”了一些原报社领导干部，但实权操在“四人帮”的心腹为首的少数人手中。

　　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整顿“文革”搞乱的各项工作，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迅速好转。但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整顿的方针和整顿的效果，人民日报上几乎没有什么反映。因为肯定整顿就是否定“文革”，“四人帮”对此极为敏感，对任何体裁的文字都严加控制。为时不到一年，开始了错误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空前卖气力，这方面的通讯、新闻、评论……长期占据极少量国际新闻和外事新闻以外的全部版面。要闻版、政治版不必说了，历来很少受其他宣传任务影响的经济版，这时也改成“批邓专版”，从1976年2月下旬开始的7个多月内，先后抛出52个版、242篇批判文章，内容基本相同，标题都差不多，颠倒黑白，谎言惑众而已。主持此事的竟是两个从事报纸工作时间不算短的干部，更使那些坚持正确立场因而挨批、“靠边”的老同志痛心疾首。

　　报社有不少不带“长”字的中老年编辑记者，有的级别相当高，在报社也被称为群众。“四人帮”对他们又不放心又要利用，这些同志一般采取不合作方式进行抵制。一位当时已有30多年党龄的老记者的心境有代表性。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爪牙，想把《人民日报》记者部变成情报部，在‘批邓’中派记者到各地搞情报，摸省委的动向。他们让我带一个组到兰州去。我从种种迹象判断，认定这是一个阴谋，坚决抵制不参加。”另一位中年同志被通知担任“中央文革”特派员，到外地搞谁都知道是干什么事情的“视察”工作。这在当时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这位同志“不识相”，很有礼貌地谢绝了，他从此被打入“另册”。

　　1976年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群众革命运动，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显示了亿万人民的伟大力量。《人民日报》作为“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坚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造谣、诬蔑，被群众谥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报社革命职工对当时的领导万分痛恨，但不可能进行直接的反抗，因为他们背后站着“四人帮”，“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有些同志转而采取曲折的方法表达群众的抗议。报社情况组同志1月14日编发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一期特刊，为减少阻力，作了《一些人对（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及版面的攻击》这样的标题，反映当天接到许多电话，对14日报纸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完全违背人民心意，无耻之尤”。“四人帮”文痞姚文元对这样一份内部情况也不放过，把群众对报纸的正确批评和合理要求通通删掉，留下声讨报纸的字句，并改标题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把一份反映群众意见的情况，改成诬蔑群众企图“闹事”的材料。

　　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办的内部刊物《报纸动态》组织一期悼念周恩来特刊，又刺痛了“四人帮”的神经。其中一篇文章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关怀、支持、培育《人民日报》的史实：从提示宣传方针，核选评论题目到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凡是报社请示的，必有及时的指示，报社没有想到的，也常常告诫和提醒。据1950年3月到1974年5月的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审阅、批发社论和评论达七百多篇、重要版样二十八个。这是一份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也是报社革命同志对“四人帮”迫害、诬蔑周恩来的抗议书。“四人帮”认定搞这种材料是“想翻案”，当事人是“反革命”，强令检查，追究责任。但此时“四人帮”已日薄西山，色厉内荏，只能发发这种廉价威风，再不能掀起新的风浪了。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