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教育

　　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建立后17年的历次“运动”。由于各个时期报社的领导人、党组织和同志们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办事，都是平安过来。有两次曾洗“热水澡”，但当时未伤肌肤，事后有益身心，我是很幸运的，幸运地积累了一些经验。

　　“文化大革命”不同以往。声势大得吓人；一反后期处理的惯例，先打倒几位受全党尊敬的领导同志；一反依靠党委的传统，从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突然打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运动”初期，我很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后八九年，我一直把毛主席看成神化的领袖。道德、文章、理论、实践，都为广大干部、群众应该学习而不能及。“大跃进”使我这种看法发生一些变化，神化领袖变成伟大领袖。在此之前，我爱用“算无遗策”四字表示对毛主席的景仰。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傅（作义）军乘虚偷袭平山，许多人在“空城”中相当紧张，毛主席安坐不动，几篇新闻、评论把敌军吓跑了，从此我就常说这句话。经过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我发现“算无遗策”只是文学的夸张，实际无人能够做到，但伟大领袖的形象还是在我心中牢牢树着。

　　其实我并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特定含义，误认为就是在新形势下努力推行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同时清除日渐显露的各种社会积弊。这当然十分天真、幼稚。两三年后在干校同一些同龄人谈心，发现“文革”初期持这种看法的干部不是少数。理论功底浅，政治水平低，实在容易上当受骗。

　　我按照这个思路写检查，一遍又一遍，检查我对上述三大革命运动理解不深，宣传不力；检查思想偏右，斗争性差，常“和稀泥”；检查重业务轻政治，喜欢同稿子打交道而不愿意同人打交道；等等。当时有个怪论：“按照政治立场划分阶级”。我知道它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但因这种说法来自“上边”，我设想可能又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且能够帮助我解决为什么对“随处存在”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的困难，于是把它接受下来用于自己的检查。事后看，检查过头的地方不少，但未蓄意拔高，是诚心诚意冥思苦想来的。可能由于主事者欣赏甚至鼓励，我们单位曾经出现一种极为有害的倾向，谁检查时“上纲”高，谁就触“灵魂”，就得到“谅解”。当时最“上纲”的错误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到这一步就“彻底”了。我没有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就是说，不承认是“三反分子”，当然被认为是不深刻的。但我问心无愧，检查有过头处，无隐瞒处，本来没有“三反”思想和行为，硬要检查说有，至少是对党、对革命不忠实。当然，我没有也不敢交代“大跃进”前后内心深处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也经过慎重考虑甚至思想斗争，我自我安慰地想：把神化领袖返正为伟大领袖，不仅谈不到“反对”，而且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进步。

　　我历来处事比较谨慎，在“运动”中却发生过一次不计后果的冲动。在干校一次小组会上，一位比我年纪略大的同志作检查，说他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包括自觉地反对毛主席。我一下子头皮胀了。反对毛主席而至于自觉，这还了得？我俩相识很早，共事多年，我了解他的为人，在“文革”后期事实证明了他的投机，但我确信他还无反对毛主席的思想基础。“自觉”地反对毛主席，是最严重的错误，能够“自觉”地交代出来，又是值得称道的“彻底”。但我认为他在哗众取宠，败坏党的形象，于是冲口而出：“你要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必须如实交代，深刻检讨。如果不是自觉地，甚至并未反对毛主席，这样信口乱说也是犯罪。这个说反对毛主席，那个说反对毛主席，将来我们的后辈看看他们先人的档案，这么多人反对毛主席，我们的革命是怎么胜利的？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招人反对？”由于十分激动，加上口吃，磕磕巴巴说完，竟难过得掉下泪来，几位“同学”也擦眼睛。说完我才发现犯了大忌。幸喜在场的“同学”多年共事，相互了解，许多人对这些看法也有共鸣；组长是一位淳朴的工农干部，对党忠诚，待人宽厚，都未追究。好险！

　　由此我认识到，检讨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个人的结果如何，一看政策，二看“火候”，耐心接受审查、考验就是了。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十年内乱’中，吃苦最多的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从某种意义说，受益最大的也是老干部”。后者主要指这次大考验给一代人带来思想大解放和觉悟大提高。至于我个人，更是思想有收获，身体也有收获，说得上身心两益。举一件小事：我长期上夜班——常常是那种从下午拖到翌日清晨的我们戏称为“穷凶恶极”的夜班，对健康、读书都有影响。“文革”帮我免除了，是一大幸事。顺便说一句：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新闻界那种“马拉松”式的夜班大大减少，报纸出版时间普遍提前，读者欢迎，编者受益，算得一个进步。

　　我在没有吃皮肉之苦，没有戴任何“帽子”的情况下劳动近七年——在搬运组运新闻纸，在图书馆搞清洁卫生，在“五七”干校种地。总的说，在每个岗位上都有收获。搬运组劳动最重，要运的新闻纸每卷半吨左右，松香（制油墨）每箱五十公斤。派我到这里，看来不是因为错误特重，而是因为身体较好。另外几位劳动改造的同志，没有多高的行政职务，比我年龄小，更是体壮如牛。我知道“劲儿越使越大，身体越练越好”，拿定主意请工人同志看看，我们这些人能编稿也能劳动。一年多下来，我的劳动能力大体赶上了搬运组体力最差的工人的水平。干活竭尽全力，生活打成一片，“老苏”、“老马”、“老李……”我俨然成为搬运组一分子，可以听到知心话了。搬运组一位老师傅，膀阔腰圆，膂力过人，一人顶两人干活，解放前当清洁工，解放后到报馆工作，曾为结婚到人事部门申请一点补助。接待他的一位干部说：“你要申请补助？搬运工人还结婚？”困难没能解决，又被恶语戳伤，这位彪形大汉含泪而退。“老李，你说说，我们搬运工人就不是人？”我一时语塞，想不出用什么话安慰他。干群关系，人民掌握了政权，你怎么退步了呀！当时我想，官僚主义积弊如此，冲一冲是大有好处的。

　　在图书馆受的教育更加丰富。先是打扫卫生，阅览室、厕所等处，凡是归我打扫的，不说一尘不染，敢说窗明几净。当时去图书馆看书借书的人很少，都忙于革命，顾不上读书。清净的环境给我提供了业余时间读书的好机会。几个月后，美差又来了，要我兼发“红卫兵小报”。这时“派仗”正酣，成百上千的群众组织办了成百上千种报纸，统称“红卫兵小报”，宣传本组织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责对立面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报名洋洋大观，争奇斗革。用得最多的自然是“东方红”、“井岗山”、“卫东”、“反修”等等，也有叫“闯到底”、“撑破天”的。有个名叫“雄关漫道”的战斗团办了一份小报《雄关漫道》，截取实际是误解毛主席半句词作，使人啼笑皆非。这么多小报涌到报社，目的有二，一是希望人民日报转载，二是希望报社转送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给我的任务是分拣包捆，工作量不小，责任也不轻，必须准确无误地按序准时分发。当时事事追查“蓄意破坏”，漏发或未及时停发都有可能被看成政治事故。

　　由于正受审查，我不能看任何文件，不能听任何传达，苦于消息闭塞。新任务救了我。许多群众组织都有“文革”的人支持，消息十分灵通，往往今天漏夜开会作的决定，明天早晨小报就登出来，那效率真值得学习。当然都拣对自已有利的刊登，如能把各方面的小报合到一起，仔细分析，去伪存真，还能看出相当全面的动向。开始只让我分拣、包捆，不得看文字内容。我说这可不行，如果把有反动内容的误送上去，谁负责任？请另外派人！听听这话在理，允许我看看标题，不看文字。我说这不行，如果“题文不符”怎么办？听听又在理，改为可以浏览内容，不能费工夫细看。这就够了。在这以前，我是依靠孩子们在街上买的小报充饥，无论如何没有这时候看及全。

　　小报最引人的内容是领导人接见群众组织讲话纪录和一些重要会议纪录。内容准确与否，无人能够证实。但“文革”中冒出的“旗手”、“顾问”等等，在炙手可热的时候讲众所关心的问题，人们还是但信其有，从中寻找最新“气候”和“精神”。我以待罪之身，寻觅更加仔细，结果相当丰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逐渐被看穿了，那样以势压人，那样厚颜无耻，那样食言自肥，那样罗织人罪……实在闻所未闻，我确信这伙人不是共产党。图书馆“开架”书籍不多，除马、恩、列、斯、毛等导师的经典著作外，只有少数如《鲁迅全集》等“站得住”的书籍，看书的人也少。我搞卫生、分小报之后，有不少业余时间。当时毛泽东新指示甚多，革命群众要及时开会学习、表态、拥护。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只能在静处读书、思过。革命经典著作之外，还能到“参考阅览室”看其他人不能看的书。读呀读，时间一年多，却读了“文革”前几年读不了的书。我很怀念这段时间，衷心感谢给我如此照顾的图书馆的同志。

　　1968年9月8日，人民日报在北京房山县办起一所干校，在全国算是早的，这也是得风气之先。毛泽东主席赞成这种教育、改造干部的方式，在10月10日就此事作了批示：“人民日报三分之一的人下去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工作，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要坚持下去。”在此之前，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发表“编者按”传达毛主席的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作。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五七”干校从此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报社的“五七”干校曾经两迁。先在北京房山，一迁到河南叶县，二迁回北京昌平。三处盖房子，其花费令人心疼。我有幸在三处学习，曾被誉为“研究生”，收获比普通学员多。房山是第一期，气氛还比较紧张，少数干部住“牛棚”；有些干部分在班里，行动相对自由，“监督劳动”性质；被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干部待遇同于革命群众。住“牛棚”的同志劳动重一些，但无体罚，比许多机关的干校强多了。

　　但总的说来，房山干校劳动不算轻。我们班的一个同志悄悄告诉我，他不怕劳动，就怕“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比较好办，站在毛主席像前，读几条语录，表示当好毛主席“五七战士”的决心就行了。“晚汇报”比较复杂，内容包括白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产生了什么性质的“一闪念”，要用相应的语录加以剖析，引出今后的态度和做法。我比较好办，有现成的思想检查，常用的语录也比较热悉，找件事情对口分析一下，再表示个态度就行了。那位不怕劳动的同志可能对语录不很熟，过去同文字打交道也比较少（汇报不仅说说，还要写成文字），时值隆冬，满头大汗，好半天憋不出来，我常悄悄助他一语之力。谁都看得出这种事情难以持久，搞了一段时间也就停止了。

　　报社干校于1969年初迁到叶县。此地开发近三千年，历史似乎长期停滞，我们驻村刘店生产大队的贫困程度，超过抗日战争时期我到过的太行山许多贫困角落。干校的伙食比北京一般机关食堂低，我们开饭时仍然引起村童围观，令人心里不是滋味。盖房子，开稻田，劳动仍然不轻。但气氛较前宽松，人际关系更加缓和。“牛棚”已经取消，“当权派”都归到班里。批斗会不再举行。大家都过星期天。业余时间不比机关少，读书、下棋听便。星期天可到城里购物、打“牙祭”。一位同志畅饮以后，还带回一瓶备用，不料被人把瓶子打破，满室酒香，竟未受到责备。凡此种种，都为其他机关干校同志所艳羡。干校的集体生活促进人们的了解，加深人们的感情。告别类似集体生活已二十年，仿佛又回到难忘的战争年代。人民日报算得一个老班子，有集体生活经历的人员不少，过去的一些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记得五十年代中期，报社调来一位地委宣传部长当编辑，开饭了，这位同志坐在食堂里，不见有人端饭来，很奇怪，问别的同志是怎么回事？被问的同志也很奇怪，说，那个排队的是副总编辑，那个是秘书长，都是自己买饭，这里没有端饭的习惯。“文革”开始，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了权，派来一位代理总编辑。这位同志原在一家报社当领导，那里习惯称职务，到人民日报社感到实在别扭。人家叫“××同志”、“老××”，他不习惯，想让别人叫“×代总编辑”，多数人又感到拗口。好在这位同志不久离去，困难也自行消失。这都是小事，见仁见智，无大关系。当然，要问我的看法，我还是欣赏用了半个世纪的称呼：“××同志”、“老张”、“老李”。

　　报社原“当权派”都在干校学习。经过前两年的深入批判，经过干校集体生活的密切交往和广泛接触，经过专案组许多同志认真负责、艰苦细致的工作，每个人的情况进一步搞清楚了，没有发现叛徒、特务等恶人。不少“当权派”自己也检讨理论水平、知识水平同现职不相称，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够敏锐，开拓精神不强，缺乏一套适应新情况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等等缺点和弱点，严重地影响中央党报的工作质量。但是，这些人受党教育多年，忠心耿耿，遵守纪律，并不讳疾忌医，愿意改正错误缺点。这批人在“运动”初期大批判时，有为了维护党的机密而吃苦头的，也有为应付追逼而对错误“大包大揽”的，多数却是作暂时通不过的实事求是的检查，隐瞒、躲避重大错误的还未发现。报社广大干部群众同这些“当权派”共事多年，在这个长时间、大深度的“运动”中对他们的新旧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虽然还没有履行“解放”的程序，但已不再像前两年那样“对着看”了。吴冷西同志到干校最晚，他被陈伯达夺权后，先被批斗，又无缘无故被关押四年（当时叫“军事监护”），再送叶县干校“劳动改造”。同志们早已了解吴的为人，这时已没有人把他看成“对象”，而认为他是“同学”。1971年7月16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基辛格访华公告，这在当时是一条重要新闻。一位工人同学要“考”冷西，说你已脱离工作多年，能不能猜中这个公告登在《人民日报》的什么地方？冷西肯定地说：登在头版右下角。第二天报纸来了，一点不错。此事传遍全干校，影响非常好。我就听到总编室一同志说：“到底有水平。谁工作中都有错误，已经检讨了，老拖住人家干什么？”也有同志曾问我这条新闻怎么处理？我说：“会放在头版，位置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按照读者关心的程度，应该放得高一些；为表示我们并不过分重视此事，大概会放得低些。”后面两句近似不着边际的话，是比照赫鲁晓夫下台新闻说的。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是引人注意的新闻。当时我负责夜班编辑工作，同冷西同志商量这条新闻如何处理，在座的还有中宣部负责国际宣传的姚溱同志。经反复商量，按照那个“两又”的精神，决定放在头版右半部（横排版式，以左为上）“肚子”里，三栏题，一句话：《赫鲁晓夫下台》。想在这条新闻上边放一幅积肥照片，表示“毒草”终于变成肥料。由于实在找不到画面好看的积肥照片，最后放了一幅农民运售棉花照片。第二天几位同行还给我打电话，称赞这个版面处理得好。等到看了7月17日的报纸，问我的那位同志开玩笑说：“还是冷西同志看得准，副总编辑到底不如总编辑。”我也开玩笑：“我的意见也不能说错，副总编辑同总编辑就是差一截子嘛。”在这种时候，革命群众同“当权派”的界线已不那么明显了。

　　“九一三”——说时间，正好把“十年内乱”一分为二；说意义，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覆灭了，一个后来被毛泽东同志斥为“四人帮”的反革命集团似乎更显赫了。人们高兴了一阵子，很快陷入沉思，琢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也想得很多。已是“天命”之年，经受几年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又有了相当充裕的时间，是该好好想一想了。“运动”初期，革命小将批评我“路线斗争觉悟很低”，应该说是很中肯的。

　　我参加革命后非常幸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按照党的决定努力工作就是了。路线，路线，那是中央的事情。“大跃进”出问题，“反右倾”没道理，我的思想转了几个圈，最后认定那是判断失误，工作偏差，还没有同“路线”挂起钩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某某某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我长期“认识不上去”。怎么，这就是路线斗争吗？路线斗争就要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虽然干校的气氛已经相当宽松，这类问题还是不便于跟“同学”议论，憋在心里又很难受，于是形之于外，到旷野徘徊，纵声歌唱。最理想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多少人有此心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多少人有此决心。但这已是国歌，随便唱怕出事。不得已求其次，请《大刀进行曲》寄托情思。此歌在“文革”中曾由当权者增补，所以是保险的。增补不多，只把最末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后面一个“杀”字改成三个“杀”字，大概是要增强战斗性，但我却感到不如原词有力，所以仍唱旧的，幸喜未遇麻烦。写此文的前些天同几位同志核对干校一些往事，他们还称赞我的好嗓子。其实有声无腔，呼号而已。此外就是利用业余时间读书、读书，希望以后还能有点用。

　　但是好景不长，突然奉命回报社检查、“解放”。凡事都讲“火候’。“运动”初期检查多次，有些地方对错误已“上纲”过头，还是通不过。这时把“上纲”过头的部分去掉，居然通过了。

　　“解放”是好事，跟着来了麻烦，总要做点工作。我的本行是编编写写，当时报社最难的事情也是编编写写。名为批林实则批周（恩来）的重要文章，上边交下来，你怎么办？1966年下半年，我被“揪出来”以前，搞过几个月身不由己的工作，以“监督劳动”身份，违心编发稿件，痛苦极了。幸喜一纸到搬运组劳动的“勒令”，使我的精神得到解脱。这时又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给自己规定两条：一、只编不写；二、在工作中绝不搞“发明创造”，希望借此减少一些不安和内疚。好在时间不长，批“一股力量、一股邪气”，批“长短录俱乐部”，我在接受一阵批判之后，又到报社的昌平干校边劳动边检查，那个“解放”也不算数了。

　　“四人帮”越闹越不像话。我长期没有文件可看，没有传达可听，根本不知道毛主席对他们屡有批评，看到的是他们日益接近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长远看是乐观的，相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总有一天会把这一段被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从近期看又相当悲观，看不出怎样才能结束这种可悲的局面。于是产生了“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极端情绪。虽然小心包裹，仍难免流露一些出来。追查“俱乐部”成员“罪行”的时候，主要揭发我说江青，骂江青。给我造成很大压力，我也埋怨过几位揭发的同志不够“仗义”。事后想想，在那雷霆万钧重压之下，人家“交代”一下也是不得已的，何况确实骂过，并非构陷，至少我这当事人不应该责备人家。过了一段时间，对这几位同志友好如初，也是由于党的一贯教导——实事求是。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