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工作组

　　人民日报社职工在“文革”中开了眼界，十年时间，经受了各种各样钦派的或自封的“工作组”的工作、审查和教育。时间长，名称多，都从不同角度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间，报社职工经历“运动”不少。直接涉及每个人的“三反”、清理中层、反右派、反右倾，尽管声势都大，有的还留有后遗症，但因为每个运动时间不长，而且是在报社编委、党委领导下进行，组织没有打乱，工作照常进行，“君子动口不动手

　　由于“文革”史无前例，报社原当权派“靠边站”，各种组织、领导走马灯般进出报社，中央工作组、“记者团”、首都造反派驻人民日报监督小组、首都红卫兵驻报社工作小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学习组”……这些组织有的独立负责，有的重叠工作；有的只有几个人，有的多达数百人；有人来去匆匆，有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走光；有的偏重造舆论，有的专门抓“运动”。它们的“大方向”都是贯彻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因所处地位和个人素质不同，有的纯粹胡来，有的客观上还做了一些好事。来得最早、牌子最大的当属陈伯达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门就发动一个“小小的政变”，夺了总编辑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同时连续炮制社论，为“文革”定调子、造舆论；宣传之外的“革命行动”，主要由随后跟进的“记者团”和报社内部生长起来的群众组织以及报社外边来的监督小组、工作小组担当。陈伯达垮台以后，姚文元继续代表“四人帮”指挥一些“组织”控制人民日报。

　　1966年8月24日夜间，报社大楼内突然刮起一阵惩治“黑帮”的邪风。报社一部分人，有的自认为响应革命，有的完全是挟嫌报复，把能找到的“走资派”、“黑帮”以及不对眼的人扭到一起，罚跪、游楼、拷打，一直闹了半夜。一些好心人劝阻无效，只好请工作组出面解围。身着军装的工作组虽有权威，最后也是靠了力竭声嘶的哭求才使打红了眼的“造反派”勉强住手。陈笑雨同志原是报社文艺部主任，一位积极、热情、正直，在文艺方面很有造诣的好同志，就在这一天被殴受辱，含冤弃世。如果不是工作组同志出面劝阻，真难说还会出什么事。所以我说有的工作组同志还是做了好事的。

　　在报社时间最长、阵容最盛的是宣传队，1968年10月进报社，1977年6月才全部撤完。高峰时有四百多人，每个队员的“工作”对象两人多一点。他们不管宣传，只管“运动”。经过几年的“工作”——大批判，审查干部，建“班子”，终于把中央工作组那个末座组员、“四人帮”安插在报社的心腹扶上台。宣传队多数队员从工厂、军营来到报社，以革命者——教育者身份对报社的知识分子干部进行教育，实在也不容易。有的队员读书不多，宣传毛泽东思想却非常热心，但工作方式简单、粗糙，例如逼着一些编辑背诵“老三篇”，以此考验对毛主席的忠诚。年纪大的编辑还检讨几句，说我们习惯于了解文章的精神实质，不习惯背诵全文，以后一定改正；年纪轻的不买账，说我学得不好，背不过来，你背一下给我来个示范，闹得对方下不来台。宣传队总结“改造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以后就不再出这种笑话了。1970年初，中央工作组人员陆续撤离，陈伯达依然把住报社“太上皇”这个位置不放。宣传队的政委原是部队一个中层干部，最初在报社直接受中央第四号人物节制，自然奉命唯谨，坚决“紧跟”，经常检查跟得不紧的缺点。陈伯达倒台了，又检查“紧跟”陈伯达的错误，清理受陈伯达的坏影响。由于“认识不上去”，上面还派来“学习组”加以“帮助”。这个名称罕见的工作组在报社时间不长，又悄悄撤走了。报社干部看着这些活剧，悄悄说，当工作组实在不容易呀！

　　1976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社来了一个与上述工作组的任务、作风全然不同的工作组，至今年纪稍大的职工还津津乐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病逝，全国人民极为悲痛。“四人帮”丧心病狂，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人们忧心忡忡。陈毅同志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时机，你在哪里呀？

　　1976年10月7日下午，时机到了。一位老战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那瓶陈年茅台，可以派派用场了。”我大喜过望，放下电话，找出茅台，一口气喝了半瓶。原来我们两人相约，谁先听到“四人帮”覆没的消息，就以此为隐语告知对方，不必详谈细节。他没有说明“四人帮”是在6日被拘禁的，我遵守约定也不细问。

　　果然，7日晚间，一个工作组来到报社，迟浩田同志牵头。迟为解放军北京军区副政委，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工作，一架飞机把他接回北京，派到报社来，执行一项重大任务——收回“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篡夺的权力。工作组副组长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同志。这个工作组的作为，应该在《人民日报》历史上大书一笔。

　　工作组进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迟浩田宣布“安民布告”：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他宣布，《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线。他呼吁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并严正提出：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他宣布纪律：中央未公布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此后，工作组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一些老同志仿佛又看到了老根据地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组。

　　我很快听到工作组进报社的消息，料想与陈年茅台有关。很想了解一些细节。当时报社的领导小组以“四人帮”那个心腹为首，骨干是造反派头头，为表现“老中青三结合”，也安置了几个老干部，陪衬而已。老同志守纪律，造反派头头要观望，都不向外透露此事，比“小道消息满天飞”那一阵规矩多了。我此时在记者部编辑组挂名工作，离领导层很远，虽然听说过迟浩田同志在解放军报支“左”时申张正义，备受打击，享有令誉；虽然我个人同孙轶青同志也比较熟悉，向他们反映报社一些情况也不为过，可是考虑再三，由于彼此所处地位不同，还是看看再说。

　　十年前，“文革”开始，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是到人民日报；十年后，结束“文革”，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又是到人民日报。这不是巧合，而是说明这个阵地十分重要。第一个工作组组长陈伯达臭名远扬，最后一个工作组组长迟浩田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好印象。迟浩田作为支“左”人员，1971年到解放军报社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决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请大批饱受折磨的好同志恢复工作，受到好人赞扬，坏人痛恨，于是小会批，大会斗，长达两年之久，“翻案大队长”、“批左英雄”、“还乡团头子”等恶谥都戴到头上。这从反面说明了他的水平和魄力。人民日报是重灾区，没有这样的同志牵头，还真不容易突破哩！

　　最初几天，工作组并未向群众说明来意。但在报社职工眼中，这个工作组跟以往的大不一样。着军装的也好，穿便服的也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晚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吃饭同大家一起排队……老根据地来的同志还知道我们的工作组过去都是这样，年轻的同志看着实在稀罕。

　　工作组带来一些工作人员，10月上中旬之交的一天，记者部全体人员开学习会，工作组有位穿军装的同志参加。大家主要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议论如何坚持“三要三不要”。我是“二进宫”人员，先被作为“走资派”，后被作为反革命俱乐部成员，横批竖批，尚未结案，等别的同志说完了，我也填补几句，先说政治学习，后说业余学习，我说正读《汉书·张（良）陈（平）王（陵）周（勃）传》，很受启发。吕后嚣张一时，弄权篡国，到底被汉室一些老臣夺回国柄，可见逆历史潮流而动总是要失败的。工作组那位同志，还有记者部两三同志，点头会心微笑，我心想陈年茅台的事情大概逐渐传开了，好事！有的同志看在眼里，劝我找工作组同志谈一谈，变变我现在的处境。我虽然确信这个工作组跟过去的那些不同，可能由于我的一些成见，或者由于知识分子某种孤傲心态，想来想去，还是不谈，至少不主动请谈。“文革”开始，我作为“走资派”，普遍烧；1974年，我作为反革命俱乐部成员，重点烧。烧来烧去，烧烦了，也烧硬了。记得宣传队一个负责人最后同我搞交易，说：“你只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写个检讨，我们就解脱你。”我火了：“我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三不反毛主席，何来三反分子？水平低，工作中有错误，可以批评检讨，谈不到什么分子”于是我继续“靠边”，继续劳动，继续读书，继续对工作组敬而远之。新来的工作组迥然不同，工作扎实，平易诚恳，不“钓鱼”，不示惠，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报请中央恢复了我的工作。当然，对其他同志也是一视同仁，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敬重。

　　10月18日上午，工作组召开全社职工大会，迟浩田正式宣布中央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的决定，宣布“四人帮”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表示工作组愿同报社同志一起搞好清查，办好报纸。“四人帮”那个心腹也表态说，他在报社犯了弥天大罪，决心好好交代，重新作人。全场先是肃静，后是欢腾，有人热泪盈眶，有人喜极而泣，有人跳起欢呼，有人跑上主席台同工作组同志握手……

　　工作组进报社后，首先抓宣传，把舆论大权掌握在党中央手中，其次是调查研究，准备18日大会后发动群众进行清查。党中央出于工作安排，10月6日拘禁审查“四人帮”，20日正式向全国公布这个喜讯，中间两周时间，宣传上得有个衔接。工作组7日进入报社，稳住报社形势后，10日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从中央决定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著作谈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指出“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了要失败的”。社论中也说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的话，有个老同志事后打电话问我，这句话是谁让写的？我说，我还“靠边站”，谁让写的说不准，不过据我的经验，这样的话报社不能自作主张，在首都庆祝大会上，那位作主旨讲话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不也是这样说吗？对方也是老经验，“噢、噢”两声，“明白了。”

　　人民日报“文革”中欠账很多，在广大群众看来，是不是痛痛快快地“还账”，能考验你是不是真正转变了立场。工作组很想从为害最大、民怨极深、牵涉面很广的“天安门事件”突破，谁料想硬被一位很有权势的领导挡住了。1976年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百万人自动汇集起来，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声讨“四人帮”，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亿万群众的伟大力量。“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影响，把百万群众打翻在地，人间不平至于此极。人民日报“文革”以来，做了许多荒谬宣传，不少属于摇旗呐喊、鸣锣鼓噪性质，此时却以捏造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扮演了马前卒的角色。工作组进入报社后，很快组织力量写出清查材料《“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作为急件报送中央，但泥牛入海，了无消息。事后得知，那位很有权势的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竟然说：“毛主席明明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现在要平反，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要翻，翻谁？”可以说，“凡是”观点在这时候就已经出台了。

　　人民日报清查任务十分繁重，但有不少有利条件。首先是“家底”比较清楚，老干部“靠边站”，分别到干校或工厂、农村劳动，都未脱离报社“户口”；后来一部分被结合，作为点缀；极少数人卖身投靠，上窜下跳，劣迹昭彰。以“四人帮”那个心腹为中心，一些造反派头头分任要职，几年中表演也淋漓尽致，人们心里都记了账的。由于材料比较凑手，群众发动充分，严格执行政策，清查工作相当顺利。结果三人被开除党籍，五个“双突”分子分别被取消党员资格，六人受其他党籍处分。就我们这个“重灾区”来说，处理是相当宽大的。报社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吴冷西同志由中央另行安排工作，胡绩伟同志担任报社总编辑。

　　1977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原工作组长、第一副总编辑迟浩田恋恋不舍地离开报社，回部队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人民日报全体职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送别这位在一个战壕共同战斗、生活一年又二十天的战友。198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庆祝40岁生日，前工作组组长、第一副总编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应邀参加，人们热烈欢迎，互相传告：“老迟来了！走，看老迟去！”

　　迟浩田同志使我终生难忘，使我们这个集体永远怀念，尽管我们相处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在《难忘的十月就任》一文中同样殷切怀念这个集体：“在这里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的称谓。领导干部不搞特殊，群众对他们也不特殊对待。上下之间、新老之间相处自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文化娱乐，经常交心对话。他们从没有把我当成官，见面总以‘老迟’相称。”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