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战斗

　　“文化大革命”一场大火，腾腾烈烈烧了十年，烧掉许多宝贵家什，留下不少待清理的灰烬。但是也有好处，锻炼了人，特别是被冲击的干部，有许多炼得钢筋铁骨，火眼金睛，人民日报社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干预，人民日报社这个队伍未被搞散。10年中，虽有个别老干部卖身投靠，绝大多数却坚强不屈，显示了共产党员党性本色，被斗，劳改，“靠边站”，最后保留了人民日报的“户口”。“文革”结束后，吴冷西同志由中央调出报社另行分配工作，人民日报领导力量有所削弱。另一方面，由于下述原因，全社人员

　　人民日报的社、部、处级干部多为“三八式”。这批同志参加革命之日，正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毛主席威望日益高大之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再教导广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个人，以及不少年纪、经历相仿的“三门干部”，年青，天真，政治热情高，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对这个十分重要的教导却长期懵懵懂懂。儿时在家一切听命长辈，所谓“没有不对的父母”。参加革命后一切听命于党，听命于毛主席，心目中“没有不对的毛主席”。在那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每当人们心有疑难，要求开导，毛主席、党中央必然讲话，说人们所想，答人们所问，真是心心相印，直透胸臆，什么都解决了，何必再问“为什么”呢？好好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办就是了。后来年龄渐长，见识多了一些，懂得办事情不能盲目，不能不动脑筋，即使是毛主席的正确教导，也应该经过自已咀嚼、消化，执行时才能头脑清醒、明晰准确，还是应该问个“为什么”。只是由于自身理论水平低，实践经验少，对宏观情况又缺少了解，很难搞清楚“为什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到中年，阅历渐多，增长了些问问“为什么”的条件；随着“左”的路线日渐明显，也有了问问“为什么”的需要，可是不敢问“为什么”。长期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个人的想法如果同毛泽东说的不一致，必是自己不对，应该诚恳检查，迅速‘跟上’；如有怀疑，应自行强制停止，否则不交代心里有愧，交代了可能挨批，当以根本不想为好。所有这些，主要出于自律，所以凝固异常，很难改变。如果个别党员这样愚昧，影响还小，人数多了，就形成一种习惯势力。“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当权派”全部受到冲击，事后看来并非都是坏事。以我为例，批斗，帮助我反思几十年工作、为人的正确错误和成败得失；劳动，使我有机会亲近工农群众并锻炼身体；长时间“靠边站”，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为什么”的机会。在思想自觉的基础上执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安定团结，发展经济的正确路线，运用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掌握时机，生动活泼的宣传艺术，发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战斗精神，就有可能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弥补十年被迫搁笔的损失。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人民日报定的右派分子，其中多数是编辑部的业务骨干。有的事后调离报社改行了，有的留在报社做一般工作。从1959年到1964年，国家先后五次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报社的绝大部分错划的右派分子也摘了帽子。只有一位女同志，“三八式”、老记者，被错划为极右派，但她坚决认为本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是左派而非右派，以致在“文革”前始终未能摘掉右派帽子。“文革”中当然再次被批斗，但她坚强不屈。长期僵持不是办法，军宣队有的同志对她说，你只要承认是右派，我们就给你摘掉帽子。她却表示，我本来不是右派，是硬给我戴上的，如果胡乱承认，在我就是不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是否摘帽子，就看看你们的水平了。这位可敬的同志和其他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身处逆境，历尽艰辛，但不灰心，不消沉，摩拳擦掌，等待恢复工作。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报社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为被错划的同志全部平反，调出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返回报社，多数分配到原工作岗位。二十年过去，青年变成中年，但这些同志不堕志，不埋怨，决心为革命大干一番，“找回丧失的时间”。“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摧残我国新闻事业，强令许多很有影响的报纸停刊。这些单位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被送到干校审查、改造。“四人帮”垮台，不少报纸还没有来得及复刊，受审查的人员绝大多数已获得自由。《人民日报》乘机敞开大门，欢迎许多同志前来工作。《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来的最多。这是兄弟报纸的业务骨干第二次成批参加《人民日报》（第一次五十年代初期大行政区撤销，大行政区党报许多同志参加《人民日报》工作），带来各家报社丰富多采的宣传风格和业务经验，在《人民日报》发展史上应该写上一笔。

　　“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得以排除，照理可以在拨乱反正斗争中大干一番了。但是，实践很快证明，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摆在面前的是一场有时还很激烈的战斗。

　　在新中国历史上，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即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被称为“徘徊中前进”时期。总的趋势是前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方面都在前进，但有停滞、有摆动，某些领导有彷徨，广大群众有困惑，这个时期的前一年更加明显。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1976年10月中下旬连续发表指导性意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泽东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批邓，完完全全的“四人帮”腔调，太荒谬、太失人心，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其他几条，化为报纸的语言，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四人帮’是一小撮极右派”，等等，为全党纠正林、江反革命集团执行的“左”倾恶行设置巨大障碍。据我的体验，宣传工作首当其冲，因为每天都得同群众见面。《人民日报》1977年上半年有篇评论员文章，一方面号召批评林、江两伙反革命，一方面维护“文革”，竟然说“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不仅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是为了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如何肯定，怎样肯定，这篇评论未说清楚，大概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长期被“四人帮”篡夺，或摇旗呐喊，或挥舞棍棒，欠账甚多。我们报纸首要任务之一是“还账”：自我批评，并说明事实真象。过去宣传的许多事件具有代表性，现在说清楚，可以帮助读者见一反三，进一步看清“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

　　1977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上海钢铁五厂工人来信，揭发《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期间新闻报道中的严重问题。当时“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挥舞上钢五厂这根“棍子”到处打人，他们要什么，上钢五厂就有什么，凡是他们的谬论，上钢五厂一伙人都能用“事实”证明是真理。几年间，六十多篇新闻、文章把上钢五厂打扮成他们的“样板”。《人民日报》在登载这封工人来信时加了编者按语：“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期间，为了篡党夺权，搞了许多虚假的报道，大造反革命舆论。上海第五钢铁厂的工人同志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揭发、批判本报当时有关该厂报道中弄虚作假的严重问题。”“全党办报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办报路线，希望广大读者揭发本报在‘四人帮’控制期间所犯的种种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把《人民日报》办好。”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本报记者和《朝阳日报》记者合写的通讯《一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经验》，提出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通讯前边也加了编者按语，实际是一篇中等篇幅的评论：“在‘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时候，有一个叫得最响的反革命口号：‘同十七年对着干。’这个反革命口号最早出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炮制的‘朝农经验’。”‘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两个估计’胡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的十七年间，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笔者）也好，兜售‘朝农经验’（指朝阳农学院所谓‘同十七年对着干’的经验——笔者）也好，都不光是为了在教育战线‘同十七年对着干’，他们的狂妄野心，是要完全否定各条战线十七年的伟大成就，在各条战线上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四人帮’控制舆论期间，《人民日报》带头吹捧‘朝农经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光《人民日报》一家就发表二十七篇吹捧‘朝农’的报道和文章。特别在‘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时，《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地位，或者加编者按，或者加短评，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在《人民日报》影响下，所谓‘朝农经验’充斥全国各种报刊，流毒全国。”

　　读者大概认为人民日报这一段宣传比较实在，态度也还诚恳，“竖子可与谋”。对它的批评于是逐渐多起来，这当然是好事，编辑部非常欢迎。有位读者专文批评《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期间的反动编排，我们收到后即于1978年3月31日全文刊登，并且写编者按表示态度，诚恳地接受读者批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他们一度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许多反动新闻和文章，采用大量的反动编排。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读者对《人民日报》当时报道中的反动内容，作了较多的揭发批判，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揭发批判了当时《人民日报》的反动编排。”“我们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揭发批判，同我们一道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关于人事方面的拨乱反正，最初一段时间，报纸上登的多属“文革”期间发生的冤假错案。为时不很久，时限逐渐推移到“文革”之前，因为有些事情是从那时候逐渐延续下来的。新中国建立以来，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上而下发动过多次政治运动，大部分是必要的，起过积极作用。也有的目标不准，或工作有较大误差，留下政治、思想后遗症。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95％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种量的分析对于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如果有人作片面理解，认为5％是坏的或比较坏的，那就十分有害了。5％的比例并不很小，由于我国人口多、党员多、干部多，5％的绝对数更相当惊人。如果几个运动的5％累计起来，数量就会很大（当然有些人是重复的），其中有的大概并非坏人或不可救药者。纠正多年来在这方面发生的错误，极得人心。

　　1977年10月6日下午，我们举行编前会，与会者一致同意明天推出万字长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如有风险，集体承担。我说，去年今日，党中央根据全党全民的意愿，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今天下个决心，登这篇好文章，算是对粉碎“四人帮”的周年纪念，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写检讨。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杨逢春、叶扬、陈中三同志根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的意见写成的，说理坦直精辟，用语朴素尖锐，报社有关同志看了，一致赞扬写得好。我们一方面考虑发表的适当时机，一方面洗磨可能刺人的棱角，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这篇文章全面论述党的干部政策、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深入揭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谈到当前干部工作的现状，文章说：“至今有的同志，特别是有的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文章进一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主张，应当选派无产阶级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不信邪，有社会工作经验的同志做组织、人事工作，特别是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我们深知这篇文章不适合那些抱有“左”的思想的同志的口味，作了接受某种指责的思想准备，谁知竟然没有出现。文章见报的第二天，两位老同志分别从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打电话给我，询问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送什么地方、哪些同志看过？我介绍了文章的来历，说明这类文章照例不送什么地方审阅，编辑部认为写得不错，稍加改动就发表了。从北京医院打电话的同志又问：“很赞赏‘完整地、准确地’这个提法，过去报纸上这样公开提过没有？”我说这两个词是否公开提过，记不清了，意思肯定是有的，可以查一查。对方说：“不必麻烦了，我都明白了。”“完整地、准确地”或“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头等大事，这位同志看来相当了解个中情况。大量不了解情况的干部、群众同样赞赏这篇文章，中央有关部门在很短时间内即收到近万封群众来信，拥护文章的观点，呼吁早日解决这个关系千家万户的问题，就是有力的证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出现一种怪现象：一篇文章的分量和效果，主要不决定于或不完全决定于文章的水平和质量，而决定于作者的地位和声望。杨逢春等三位同志不是高官、名人，文章虽好，群众虽然热烈拥护，但有的地区、部门的负责人仍然不予置理，继续我行我素。遵照一些同志的指点，我们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继续谈论干部工作。1978年1月10日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提出：“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要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必须加强组织部门的领导，有些组织部门必须调整和充实力量。对那些被‘四人帮’严密控制，或篡夺了领导权的组织部门，尤其要这样作。”同年11月15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分析了若干地区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中各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决不能画一条杠杠，下级机关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许多同志事后知道，这两个“不管”，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能这么说，中央组织部的内部刊物能这么登，显示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非凡勇气。《人民日报》能以评论员文章的样式公开发表，主要是靠这棵绿叶深浓的大树的荫庇。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难，难在领导方面定框框，难在解放思想不容易；如果负责解铃者恰恰是系铃者，常常更难。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性质、是非明摆着，却迟迟不能平反。症结何在，人们心里都很清楚。《人民日报》是事件“插手单位”，事实真相更加清楚。但是因为时机未到，就是不能端到报纸上来。我们心里常想：时机，时机，你在哪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民日报》版面上也许说得上“热热闹闹”，但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四人帮”被称作“假左真右”“形左实右”，他们搞的一套要说成不是极左，这种文章写下来，得费多少笔墨？如何自圆其说？经济上，“十来个大庆”，“六千万吨钢”，“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明明知道做不到，却要说成做得到。“大跃进”初期，上面提许多高指标，我们心里没底，不知能否做到，但还希望做到，于是拼命鼓吹，最后是一场笑话。现在有了点经验，明知不成而硬说成，这文章怎么写法？还有，今天一幅年画，明天一只歌谣，歌颂“英明领袖”，尽管我们挡掉一些，还是登出不少。最难办的是照片。“文革”以前，《人民日报》（大概也包括别的报纸）从未登过毛泽东独占一版的大照片。“文革”初期，各报似乎发起了一个照片竞赛，《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大幅照片，多次独占全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照片基本比照毛泽东的规格。他视察大庆油田的照片，先后登了四个整版，有人还说少了。报社为此曾专门开会讨论，最后还是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

　　感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更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我们的工作走出困境。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