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人民日报》不署作者姓名的评论，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观察家到短评、编者的话等等，十多种名称，读者比较熟悉。只有“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从1978年2月开始，到1981年5月，用了三年多时间，以后很少再用。但这个名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当时不少兄弟报刊也用这个名字，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人民日报》大多摘要转载，以《解放军报》的为多。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收回《人民日报》被篡夺的权力，更换领导人员，使这个沦为“帮报”的新闻单位恢复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报。其他新闻单位也迅速清除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我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面目一新，全力进行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新闻报道。为时不久，怪现象出现了：新闻舆论中，正确为主，但有谬误发生；香花领先，但有毒草生长。读者很不满意，编者也很恼火。从《人民日报》的情况看，有些错误宣传报道是由于我们认识水平低，思想不解放而放出去的，有些却是明知不对而非登不可的。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如不实事求是地颂扬华国锋同志，有个省连续写文章，歌颂他做地方工作时的光辉业绩，我们认为数量过多，分寸过当，但想到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积极作用，还是尽可能选登一些，当时并不认识这也是个原则问题；一种是涉及思想路线的大事，如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上边交下来，我们捏着鼻子登。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如此违心，读者难以容忍，我们自己也常常感到内疚。

　　在读者心目中，《人民日报》的评论以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分量最重。远的如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中的历史文献。近的如1977年11月1日刊登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阶级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当天《人民日报》六个版，全部登载这一篇文章，为创刊以来所仅见。这类文章质量高，数量少，都为有关机关精心准备，中央慎重审改，人民日报实际没有做多少工作。社论也受读者重视，它们代表党报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传达党中央和有关领导机关的声音。《人民日报》社论都由受中央委托的领导同志过目，最重要的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准。

　　这本来是《人民日报》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造成一些困难。1977年2月7日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是党中央分管宣传的汪东兴同志决定、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当时就非登不可。我们曾经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但这种社论绝难在宣扬“凡是”的同志手中通过。为了绕过这一关，曾考虑作评论员文章发表，又担心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不够。想来想去，想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它不必送审，又能引起读者较大的关注。好主意！

　　“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时评，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立论，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能引发读者深思和回味。最初一个时期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紧紧抓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文革”前已经出现的某些思想迷误，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目的是帮助读者不仅“知其然”，并且明白“所以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界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几乎都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各报分别刊登，互相转载，上文已经介绍。有些议论拨乱反正的文章，立论鲜明，言词尖锐，也以“特约评论员”署名。《人民日报》的《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许多“特约评论员”文章从解剖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极左路线入手，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观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物质利益》《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等等，当时都曾引起轰动效应，至今许多人仍然津津乐道。

　　“特约评论员”文章，无论是《人民日报》的，还是转载兄弟报刊的，我们都尽可能作突出、醒目的安排：重要版面，大字标题，全文排楷体字。这也是一种导向。许多文章由于主题重大，内容深广，逻辑严密，能够透彻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超过某些社论的影响。不足之处是有些文章篇幅较长，很有几篇超过两万字。但因理论结合实际紧密，说理又很透彻，能使人一气读完，“十分解渴”。

　　“特约评论员”文章多数是外稿，作者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党政干部。他们在“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某些政治、理论是非仍被颠倒的情况下，有义愤，有冲动，要发言，要战斗，愿意接受报社“定货”，作为战斗任务日夜赶稿。报社编辑部还广泛收集研究中央各领导机关的内部刊物，发现适用文章，或征求编者、作者意见直接转载，或商请作者适当增补加工然后刊登。这些内部刊物，有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勒令停刊多年，有的作者从“流放地”回到机关不久。他们有生活，有感受，有激情，发而为文，如投枪匕首，一般人不容易写出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分属利益不同的垄断集团，相互封锁，相互倾轧。在我们国家，各家报刊的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从各个不同角度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业务上有竞赛，政治上互相配合，遇到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这等大事，更是互通声息，主动支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转载《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互相商量好处理办法：安排在头版，作通栏标题，等等。兄弟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是如此。从各新闻单位关系来说，算得上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有的好时期。

　　“特约评论员”文章大量出现，标志全党办报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前，在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根据地办报，作者很少，资料缺乏，报纸要生存、发展，必得开展以通讯工作为主的群众工作。当时能够参加通讯工作的多为机关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知识分子。报社重视这支力量，建立固定联系，帮助修改来稿，强调每信必复。有些通讯员被培养成很有成就的专业新闻工作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记者多了，稿子多了，新闻单位似乎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包打天下”，“全党办报”思想日渐淡薄，有人甚至把送上门来的稿件看成“负担”。我不求人，人自求我，这种潜意识可把我们害苦了。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重大影响告诉我们：社会上有广大写作队伍，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很愿意为党报写稿，愿意为办好党报做贡献。我们应该热烈欢迎，为他们提供园地和机会。当前我国新闻队伍已经不小，但熟悉各学科的专家不多，对许多领域的深层次知识知之甚少。我们应该主动争取支持，平时广交朋友，遇有重大“战役”协同战斗。积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教训，我觉得四句话，十六个字应该记住：旗帜鲜明，目光四射，开门迎宾，登堂求教。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