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盖子”和“捂盖子”_新闻中心

“揭盖子”和“捂盖子”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7日14:01 人民网

1976年年底开始的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是一场广泛深入的革命，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命，革他们篡党夺权侵民害国的滔天罪行的命。这场革命都是“文斗”，摆事实，讲道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入木三分，同时澄清了“文革”前的某些路线是非。斗争是激烈的。“四人帮”虽然成了落水狗，但它那个帮派体系，那些靠“文革”起家的分子，以及那些思想僵化、迷信极左路线的人，继续采取各种方式抵制揭批运动，人们把这称作“捂盖子”。站在这少数人对面的广大党员、革命群众和被侮辱受迫害的干部，对那一小撮人坚决斗争——“揭盖子”。各新闻舆论单位体现党心民心，先后进入这个革命行列。　　从上而下在全国范围“捂盖子”的是“两个凡是”。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相继提出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人们认为这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同义语），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等等。很明显，如果照此办理，“揭盖子”就会成为空话。　　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太重，任何人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捂盖子”，都是枉费心机。表现在这两年的报纸上，一方面集中火力批判“两个凡是”，为最后揭开全部“盖子”进行理论、思想准备：一方面通过方方面面的典型报道，先揭上面所划圈子以外的各种“盖子”。　　1977年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取得很大胜利，也比较顺利，主要因为当时揭发的事件、问题多是“浮在面上的”，众目睽睽，难以“捂住”。随着揭批运动的发展，接触到那些深层次的问题，接触到一些不干不净但还掌握权力的人，“捂盖子”、“揭盖子”的斗争就尖锐了。《人民日报》1978年初发表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还要抓紧》，在总述清查工作成绩后指出：“也要看到，还有不少地区和部门运动开展得晚了一些，搞得不够好，清查进度也较慢；有的单位还在捂盖子，压群众。这些地区和部门清查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抓紧时间，用大力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为给“捂派”画个像，引起人们注意，《人民日报》接着发表《略论“捂派”》的署名文章，写道：“《解放军报》给‘风派’、‘溜派’、‘震派’人物画过像。本文所要剖析的，是兼有这三种人物特征的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既具有‘风派’的‘转’，又具有‘溜派’的‘滑’，还具有‘震派’的‘闹’等恶劣品质，至今还有一部分权力，在那里捂盖子，保自己。”文章说：“捂派’人物的特点，看上去是‘捂’，实际上是‘抗’，是用压下的办法‘抗’。”文章忠告“捂派”人物“鼓起勇气，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让大家看看。丢丑是难免的，疼痛也是自然的，但得到的却是治病的良药”。如果“捂派”讳疾忌医，人们只好“帮他们一下，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狠狠地揭他们。目的不是为了看笑话，而是为了治病”。　　这篇文章是对“捂派”的忠告，也是对“揭盖子”斗争的概括：目的是治病救人，方法是求实讲理。在极少数情况下加些药量，还是摆事实讲道理，遵循法制的轨道，目的还是使当事人出一身大汗，把重病治好。　　197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转二版重要位置，刊登新华社记者关于江苏南通地区清查运动的述评。新华社发稿同志事先同我们商量，得悉21日有合适版面，即于20日晚间播出这篇重要稿件。当时各新闻舆论单位密切合作，并肩战斗，经常互通消息，给对方的工作提供方便。　　这篇解剖一个“捂盖子”典型的述评说：当时的江苏南通市委领导人长期“捂盖子”，借口“文革”期间市委“对‘四人帮’是顶的，南通地区一直是稳的”，断言“这里没有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述评举出大量事实，说明情况完全与上述说法相反，最后从南通地区的揭与捂、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中，引出几个启示：1凡是长期“捂盖子”的地区和单位，总要以各种理由打包票，散布骗人的烟幕；2放这种烟幕的地区和单位，往往主要领导人有问题、有牵连；3尽管这些领导人千方百计压制群众，但无法长期封锁党中央关于搞好清查的指示，不可能长期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只要坚决斗争，“盖子”总会揭开。黑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文革”中追随“四人帮”干坏事，犯了严重错误，清查期间又千方百计“捂盖子”，企图蒙混过关。黑龙江干部、群众和省委部分领导干部坚持斗争，终于把此人的问题搞清楚。《人民日报》记者对此作突出报道，受到读者欢迎。《人民日报》1978年3月30日发表此稿，《解放军报》31日全文转载，并且加了很有分量的“编者按”。我们认为这个“编者按”就是一篇好评论，又在4月2日《人民日报》一版加花边转载，文排仿宋字，在当时是很突出的。军报的“编者按”说：“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捂盖子’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也是终究捂不住的。那些至今还在程度不同的‘捂盖子’的人，不论是自己身上很不干净，欠了账的，还是思想体系与‘四人帮’相通，屁股仍然没有坐过来的，或者是政治上右倾，一遇干扰就畏首畏尾，打退堂鼓的，都应该清醒过来了。”如果有人还在捂紧盖子，挡住大门，那末，这些单位的群众和上级领导，就要用撬的办法，把它撬开。” 　　这个“编者按”对“捂盖子”的各种情况作了分析，对“挡住大门”的人提出警告，我们的看法同它完全相同，经反复考虑，作了这种破格处理。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还很少这样伤脑筋、费脑筋过，说得上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对敌斗争比较好办，尽情揭露或巧妙揭露就是了。对来自正确领导的指示，或虽有缺陷而我并未认识的，总是坚决执行或“超额”完成。这次情况特殊，明明看出“捂盖子”的根源何在，但因时机未到，且我们难有作为，但又想在可能范围内尽点力量，这就逼着人动脑筋了。说什么，怎么说，何时说，哪家先说，哪家转载，等等，不仅反复考虑，有时还往返商量。这样做，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党的教导——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当前利益相结合。为了这个崇高目的，有时甚至是要承担一些风险的。　　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清查运动中，北京市步子较慢，领导不力，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我们多次议论：找个题目推动一下。说着说着，“由头”来了。　　1978年7月下旬，我们收到一封署名杨西岩的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其中写道，“看了《人民日报》5月21日登的《揭穿一个政治骗局》，很痛快，拖了二十个月的骗局终于大白于天下。但有一点疑云没有解开：是谁竟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事情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捂盖子的究竟是谁？”原来在十年内乱后期，1973年12月28日，“四人帮”指使它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编者按语，《人民日报》自己也写了编者按语，吹捧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敢于“批判师道尊严”，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其实小学生的信是北京市一些人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而伪造的，日记摘抄也是编造的。这个政治骗局流毒全国，使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刚刚恢复秩序的学校又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在揭批斗争中，《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揭发了这个政治骗局，并写了“编者按”，就转载“来信”和“日记摘抄”进行自我批评。杨西岩写的读者来信说：“四人帮”肆虐时北京市还承奉意旨开过所谓“理论座谈会”，“市的领导都参加了”，会上谬论泛滥，流毒甚广。“清查以来，一次也没有交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警惕性不高’，这说得过去吗？上边不动，我们西城区甚至都不许说这件事。”来信还说：“其他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编辑部能不能也像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我们仔细揣摩这封来信，认定作者“心头的疙瘩”是有的，并且相当“明白底细”，是想抓紧报纸发表《揭穿一个政治骗局》的时机，加一把火，促一促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揭批运动。这样的读者来信，符合革命利益，符合中央精神，符合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心愿，完全应该刊登。但有人肯定不喜欢，而且是有权指定我们进行检讨甚至能给我们某种处分的人物。这使我们不能不有所考虑。但从大处想想，全国揭批运动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许多机关和省、市、区都抓得很紧，我们对此都作了充分报道，现在发一封读者来信，表达群众的意见，促一促某些后进地区，乃是党报不能推卸的职责，能算什么错误呢？况且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进行两个多月，声势夺人，此时不登这种来信更待何时？就这样，我们事先准备了进行检讨的腹案，然后发表来信。从编辑工作角度说，花了不少工夫：登在三版右上角，放上“读者来信”刊头，全文加花边，题目用黑体字。在整个版面中，数它最醒目。不出所料批评马上来了。说我们犯了错误，但说不出犯了什么错误，这叫我们怎么检讨呢？我们只好违心地说，我们考虑不周，所以犯了错误，没有说也说不清犯了什么错误。出乎我们预料，上面再没有追究，也没给处分，说说就算了。搞报纸，批评、检讨本是常事，这次却迅速传遍京城，许多电话打到报社，鼓励我们，支持我们，有的出言幽默：“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 　　提这类事情，不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此事的主持者和编辑者有多么高明、多么勇敢。我只是说，经过十年内乱刻骨铭心的锻炼、教育，重新学习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掌握时机的宣传艺术，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战斗精神，力求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有时即使要冒一点风险，在一心为公、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也敢全力以赴。而在十年内乱之前，由于缺少如此集中、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至少我自己，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认识是残缺不全的。　　这两年，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精神亢奋，集中精力“揭盖子”，反对“捂盖子”。新闻、通讯、文章、读者来信、编者按语……总之，社论以外的各种新闻体裁文字，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社论是要送审的，为减少令人讨嫌的麻烦，我们准备的社论一般避开“捂盖子”这个词语。到1978年第四季度，情况发生变化，过去不好讲的这时可以讲了。10月1日社论《万水千山只等闲》已能提出：“对于那些至今还捂着盖子，没有很好清查，是非不清，林彪、‘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地方，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三天以后，《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全胜》进一步指出：“至于运动还很落后的少数地区和单位，那里的领导就要严肃的考虑……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如果你那里这场斗争还是开展得不好，甚至很不好，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有少数地区和单位搞得不好，确有死角，确有捂盖子的，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领导，彻底查清。”这篇评论还说，一些人“自己不带头揭批，还反对别人揭批，有的人甚至以所谓‘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名义，下种种禁令，设种种障碍，束缚别人的手脚，挫伤别人的积极性，使人家余悸未消，新悸又来。”“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由于领导不同，结局往往不同……我们要善于接受这些历史经验，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坚持下去，像延安整风那样，作到善始善终。” 　　读者看这种评论，想这种评论，从中寻觅某种“气候”。经过十年锻炼，人们的政治经验已大为增加，预感到某些大事已经临近。果然，过了两个多月，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