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半拍　早一步

　　有人问：“新闻（工作）能否快半拍，早一步？”我的体会，不能简单地回答可否，应该先说两句话：摆正位置，审时度势；然后再说：是可以的。

　　摆正位置，就是把新闻工作摆在适当的地方。党的新闻事业是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的武器。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早说或者晚说，出发点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归宿也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把这个位置摆正了，就好解决快慢的问题，坚持正确导向，大胆放手工作。

　　审时度势，就是综观全局，瞻前顾后。目的是快些、早些，出手却常常慢些、稳些，经过深思熟虑，确有把握而后动，鲁莽、草率、急性病必然误事。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此前的“左”倾错误，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精神振奋，心情舒畅，有些好心人更加乐观，似乎一觉醒来，各种不合理的现象都会消失得干干净净。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例如那个罪大恶极的康生，人们原以为他会同“四人帮”一起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在“文革”以前就做了大量坏事，“文革”当中更加凶狠，许多人认为他同林彪、江青是一样货色，“文革”三大蟊贼之一。但1977年8月1日建军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还位列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一辈革命家，人间不平至于此极。此后不少批判文章追溯许多坏事的元凶主犯，不能不找到他，但不能直呼其名，而以“那个‘理论权威’”代之，使得作者、读者都很憋气。事后看，由于康生在党内混迹很久，“文革”中爬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悼词对他评价很高，要还这种大奸巨恶以本来面目，当然要作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经过严肃慎重的合法程序，这都需要时间，过急是不行的。还是陈毅同志讲的那个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1980年10月16日，时候到了。中共中央决定：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并把他的罪行向全党公布。

　　在此之前，许多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对此事很愤慨，很不平。恶人虽已病死，他的劣迹还在，不摊出来，是非搞不清楚，也不能平民愤。就在这时，一篇好文章送上门来，使我大喜过望。《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作者王敏清，一位优秀中年医务工作干部，文章是血泪和墨写就的，催人泪下，呼人奋起。王世英同志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长，长期从事党的“兵运”、情报、统战工作，对人民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军委敌工部长，解放后曾任山西省省长。王世英当时同国民党、日本侵略者斗争二十多年，是胜利者。同康生斗争三十年，在“文革”中受康生残酷迫害含冤而死，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现象。这篇文章记述的就是这种特殊现象。文章说，远在三十年代后期，王世英就向党揭发康生的丑陋历史和罪恶行径，并在揭发材料上征集签名上送中央。1942年整风审干时，康生寻机报复，诬陷王世英是特务。王世英当时有机会看到毛泽东同志，坦然说：“主席，我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毛主席满意地表示：“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康生陷害不成，转而拉拢，解放后经常携带礼物看望王世英，但王不为所动。“文革”开始，康生立即指使打手对王世英百般摧残凌辱，王于1968年3月26日含冤逝世。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举行追悼会，为王世英等同志平反昭雪，邓小平同志主持。一些老同志写文章悼念王世英同志，还只能称康生为“那个‘理论权威’”。时间不短了，难道这个人的面具就是不能撕破？我们就不能尽一点力量？发表《爸爸的眼睛》的决心就是这样下的，只是还得权变一点，继续用“那个‘理论权威’”。但文章集中揭露康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所以取得轰动效应。正因为言人尚未言，可能有点风险，所以事先没有同其他同志商量，我准备个人承担责任。还好，没有受批评，还接到不少老同志的电话，说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常想，有的人当了干部，甚至参加了共产党，由于品质恶劣，干了许多坏事，本人以某种借口逃脱制裁，但因他们的身份和职位，却给党和政府抹了黑。这类事情应该澄清，按照党纪国法，给当事者应得的处理，也就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经过十年内乱，这种想法更加强烈。这就是1979年10月20日发表蒋爱珍杀人一稿的动机。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1972年初中毕业后，跟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到一个团的医院当护士，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76年加入共产党。这个团一些干部派性严重，蒋爱珍不幸成为派性斗争的受害者。她被人无端陷害，被诬为乱搞男女关系，受监视、讯问、追逼、侮辱……她向上级申诉、辩诬，得不到支持和公平对待，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负责人还参加了整她的大合唱。一个纯洁正直的女青年受此荼毒，痛不欲生，于是写下遗书，用打靶的枪支复仇，打死三人，以“反革命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考虑事件的前因后果，提出改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石河子地委复议此案，建议改定蒋爱珍“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的责任。办案人员一再提出应给那个责任者适当处分，有关部门却把那人调到另一地区工作；参加诬陷蒋爱珍的另一人还受到重用。《人民日报》记者的实地调查说明：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以及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以及当地群众普遍认为：蒋爱珍行凶杀人必须依法制裁，但要考虑她被诬陷被迫害的重要情节，而且仅仅处理凶手一人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个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负责处理此事的工作组长）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人民日报》记者关于此事来龙去脉的“调查汇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登出不久，领导意见来了，大意说“发表这类文章要慎重”。这是批评，批评我们发表此稿不够慎重，有错误。但我们觉得批评不重，说明我们错误不大。我们是检讨惯了的，立即诚恳表示以后在工作中特别注意，不再发生类似错误。又一个批评认为，文章无大错误，但“题目不好，看不出你们的正确立场”。我们衷心接受这个批评，又作了一次检讨。我们怀着一种主持正义、打抱不平的情绪作了这个标题，主要考虑如何朴素老实，吸引读者，没有多想恰当地表示我们的正确态度。蒋爱珍杀人触犯刑律，这是必须明确的第一条，然后才是第二条，考虑她犯法的动机和情节，以至依法从轻处理，等等。我们见不及此，说明思想水严低。虽然作了检讨，但是很高兴，我们觉得领导批评的是我们工作的不足，但肯定了文章本身，我们也受了教育。

　　此文的社会效果出人意料。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五个月内收到各阶层人民来信一万五千多件，这些来信从不同角度提出：蒋爱珍杀人犯罪，应依法惩处；但她不是反革命分子，希望从轻判处；对诬陷蒋爱珍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石河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也收到大批同样性质的人民来信。

　　人民群众的建议受到尊重（当然主要还是由于案件的性质和情节），蒋爱珍一案被重新审处了。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杀人案开庭公审，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此之前，诬陷、侮辱、迫害蒋爱珍的人员已分别受到行政、司法处理。

　　蒋爱珍认罪服法，在狱中积极劳动，刻苦学习，清洗罪过，多次立功受奖，在次被减刑。她在服刑期间，收到人们寄给她的信和粮票、食品、衣物等五万多件。素不相识的多少万人同情蒋爱珍（当然不是同情她杀人，而是同情她先前的无辜受害），同时表达对任意诬陷人、迫害人的恶人，对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痛恨。

　　蒋爱珍刑满释放后，回原籍照料年迈的母亲。她一再表示，是党和政府挽救了她，又给她安排了工作（到一家工厂作工），她要把失去的春光找回来，加倍努力工作。

　　快半拍，早一步，同新闻工作者常说的“抢先”根本不同。关于方针、政策等问题，绝对不能早，不能快，否则会造成严重恶果。解放战争初期，我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工作时，宣传过开明士绅“献田”，犯了重大错误，受到严厉批评，在报纸上作过署名检讨。那次教训终生难忘，以后方针、政策的宣传一直不敢求快、抢先。某些非政策性问题情况不同，只要站稳立场，深思熟虑，看准“火候”，完全可以快一些、早一些。我不知道《爸爸的眼睛》对康生问题的处理有无促进作用，当时许多读者认为党报说了他们想说的话，那是肯定无疑的。蒋爱珍一稿，对此案的妥善处理看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报社编辑的思想感情，很难不受来稿的影响。正确、错误，正义、邪恶，有的使人精神亢奋，有的使人义愤填膺。我的体会，情感越是浓烈，头脑越要冷静。上述两稿都在我手中放置很久，看看，放下，再看看，再放下，心潮起伏，难以决断。我知道它们的影响和分量。《眼睛》一稿，涉及一个庞然大物；《杀人》一稿，估计群众反响会很强烈。后者可以说是聂眉初同志叫出来的。这位大姐当时是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是非分明，心直口快，对此稿几乎是天天催发。最后采取“将军”法：“你不敢发，是不是怕丢乌纱帽呀！”我的火气被激上来：“怕什么！这顶乌纱帽从未戴在头上，总是手里拿着，谁想戴谁拿去，我怕什么！”发，发，马上发！两腔“热血”互相激荡，本该想到的一些事情就忽略了。例如标题，如果头脑冷静，完全有可能作得比较好些。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