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力而行”的前前后后_新闻中心

“量力而行”的前前后后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7日14:08 人民网

“量力而行”四字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上，表明人民日报宣传工作的进步，也表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巨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人民日报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宣传过违背、反对量力而行原则的东西，也宣传过提倡、维护这个正确思想的东西。但在社论标题上，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四个字。　　五十年代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建设协调发展，基本没有发生是否量力而行的问题，因此没有必要议论这个问题。1956年以后，问题发生了，许多工作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为纠正这种偏向，《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属意，中央宣传部同志起草。考虑到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标题是两面讲的。文章先谈1955年下半年以来进行的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已经收到重大效果。“现在国家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中的。”文章接着说，现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的可能性”。文章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文章指出，区别什么是保守主义，什么是急躁冒进，有个客观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社论发表后，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重视，各地纷纷清理当前工作和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偏差，着重纠正急躁冒进现象。但是，这篇社论引起毛泽东同志的强烈不满，说是给干部、群众泼了冷水，在大会、小会和个别谈话中大加批判。　　这篇社论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提倡量力而行。当时没有使用这几个字，我认为是为了稍稍降低它的尖锐性。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规律，硬说这篇社论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人民日报》的宣传就“一边倒”了。“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诸如此类极不科学的豪言壮语出现在报纸上，流行在社会上。《人民日报》是欠了人民的账的。　　直到1959年，“大跃进”已经碰了钉子，毛泽东还不许提“量力而行”四字，不许宣传这种思想。例如，他坚持当时的宣传“不能讲消极方面的东西（其实是指量力而行原则——笔者），少讲稳妥可靠的东西，多讲鼓劲的东西”。　　但在“量力而行”问题上，当时并非没有不同的意见。就领导层说，刘少奇提倡的“条件论”就很引人注目。他说，凡事能否实行，决定于各种条件。他说过：“反对‘条件论’，反了很久，什么是‘条件论’也没弄清楚。马克思的原则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所谓条件，一是客观条件，一是主观条件。承认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条件是唯心主义。”他要人民日报写篇文章从哲学角度说清楚这个问题，文章写好，他愿意修改定稿。文章写出来了，但是不能发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同读者见面。　　“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作过大量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违反“量力而行”思想的宣传，对党对人民事业造成损害，为此向中央作过检讨。人民日报毕竟有一批经常接触实际的记者，有大量反映群众生活、工作、要求和呼声的读者来信来稿，对国家建设、人民斗争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经常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使工作人员不得不考虑宣传报道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11月16日向中央作的《关于当前国内宣传的请示报告》说：“鉴于去年报纸宣传中的经验，现在有必要及时注意‘热’中有‘冷’……做到实事求是，大鼓实劲而不鼓虚劲。”但是，在“左”的路线下这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上走的还是那个不能说是正确的路子。　　粉碎“四人帮”不久，两个徘徊期间，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搞“两个凡是”，搞“洋跃进”，量力而行的思想、文字继续不能同读者见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各个领域实行拨乱反正。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发表一系列特约评论员文章，传播拨乱反正舆论。1979年7月7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经济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宏观角度论述量力而行原则。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说过，作计划要‘长袖善舞’，要留有余地。但是，多年以来，我们总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计划指标往往高于实际可能，明明是有缺口的计划，还说成‘积极的平衡’，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经济工作中的又一大毛病，就是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人的潜力看成是无限的，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只凭主观意志，不看客观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客观可能性，我们应该有科学的研究，冷静的估计，从而使经济计划指标，订得比较切合实际，不仅没有缺口，而且留有余地。” 　　1980年，为了把量力而行的原则进一步说清楚，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五篇社论，联系新中国建立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从各个角度阐述我们的观点。这组社论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　　1980年4月7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量力而行的思想十分重要》可说是一篇总论，谈到“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好转”。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由于“洋跃进”的影响，“国民经济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社论说：“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我们要按照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办事。”“从主观愿望来说，人们都希望把好事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如果一个早上就实现四个现代化，谁不高兴？但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可能又是一回事。毛泽东同志说，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少花钱多办事’。前者是尊重客观规律问题，即量力而行；后者是主观能动性问题，即尽力而为。这是一个把需要和可能、客观和主观、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结合起来的正确方针。” 　　第二篇社论题为《量力而行是基本建设的重要方针》，回顾“三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建设发生了两次大的起落，损失浪费惊人，都是由于积累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量力而行。”社论说，1958年以后，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滋长起来，往往从政治需要出发，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用任意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办法“保”那个高指标高速度。1970年至1978年，积累率提高到33％左右，1978年高达366％，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社论强调“基本建设必须量力而行，这是一个积极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它包含有尽力而为的内容。”“在量力的基础上尽力而为，基本建设才能以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三论量力而行社论题为《欲速则不达》，集中批判“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思想。社论说，“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大毛病就是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只讲需要，不讲可能；只凭主观意志，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社论说，“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不但是稳妥可靠的，也是积极有为的。它本身就包含着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尽力而为的内容。这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量力，不但是量我力之所短，也是尽我力之所长，扬我之所长，避我之所短。” 　　第四篇社论谈经济计划，题为《不留缺口是计划工作的重要原则》，文中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基本建设计划与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大体适应，基本建设贯彻了量力而行的方针，建成的大中型项目平均每项只需六年时间。而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来，由于计划往往留有很大缺口，超越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建成的大中型项目平均每项要用十一年半，工时延长近一倍。“对于计划应不应当留缺口，要不要量力而行这样一个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在一些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者中间，长期以来实际上没有解决。”社论说：“基本建设留有很大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项目是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客观实际，不尊重经济规律，不经过技术、经济主管部门研究、平衡，不经过周密考虑和反复比较，只凭主观愿望，轻率地作出决定造成的。”“三十年来，我们总是吃高指标的亏，而且吃的大亏不只一次，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痛改吗？” 　　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议论“量力而行”的社论，题为《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主要谈几个关系，如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坚持先简单生产后扩大再生产的方针，坚持生产指标同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相适应的方针，坚持合理的积累率、基建规模要同财力物力供应相适应的方针，坚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坚持信贷、外汇、物资的各自平衡，保持市场和人民生活稳定的方针，等等。“以上几条归结为一条，即：在量力的基础上，坚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如果真想快一点，那就要量力而行，循序而进，有计划按比例地搞经济建设。” 　　凡事量力而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成为《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宣传的主调。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