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它一辈子

　　1984年12月，我在编辑工作中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纰漏，使得《人民日报》不得不在第二天刊登“补正”，给党报造成损失。教训十分深重：搞新闻工作确是一点马虎不得的。

　　12月7日，我修改一篇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漏掉几个重要的字，意思大错了。这几句话见报时是这样的：“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零一年了，他的著作是一百多年以前写的，有的是当时的设想，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设想不一定妥当。很多事情，马克思

　　第二天发现了这个错误，立即在12月9日一版刊登“补正”，说那句话应为“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所有的问题”。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通讯社以为捞到了稻草，写新闻，发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今天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因而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舆论工具发出这样的歪曲，当然是一厢情愿，采用的是不光彩的断章取义手法。因为就在这句话上边，明明写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得很，要选主要的读，要坚持读。”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着重学习经典作家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以及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和某些具体的论断。”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我工作中的这一次失误，他们是找不到这么个题目作文章的。

　　这是我1983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以来发生的一次重大失误，也是我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这种类型的错误。我向组织作了检讨。可能由于了解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党没有对我进行批评。越是这样，我越愧悔，越自疚。我再次重温周恩来同志关于“新闻（工作）无小事”的形象的比喻。这次事故看起来是走神造成，笔误引起，实际是政治责任心不强所致。痛定思痛，针对这次事故，我给自己定了几条：严肃认真，字斟句酌，不分心，不走神，像鲁迅说的那样，编完、写完稿子以后多看几遍。我平素常说“两只眼不如四只眼，四只眼不如六只眼，大作家也有笔误，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我写的、编的东西，只要时间许可，必请编辑同志们看看、改改。这次疏忽了，偏偏出了乱子。经过这次事故，我再一次向同志们申明这一点，并希望报社的检查组、第一读者各道工序严格把关。

　　这篇评论员文章只有一千三百多字，谈现实生活中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谈进一步解放思想，谈反对本本主义，是根据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启发起草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倡多写评论，针对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发表意见；写短评论，一篇文章谈一个问题，不要拖泥带水。报社同志坚决拥护这些意见，坚决贯彻执行。据初步统计，1985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五十九篇，合每天一篇；1986年1、2月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四十三篇，这时设立了“每周论坛”专栏，过去一些作评论员文章发表的论文，这时登在这个专栏里了。再一个特点是短。1985年元旦社论《和衷共济搞四化》，谈1984年成就，没有像往常一样罗列若干数字，宣传具体成绩，而是这样概括的：“我们对情况一年比一年更清楚，政策一年比一年更完备，计划一年比一年更周密，措施一年比一年更得力，信心一年比一年更增强。”社论谈了1985年要做的四件大事，集中谈和衷共济搞四化问题，全文一千三百多字。1986年元旦社论《让愚公精神满神州》，概述上年工作成就和本年工作任务后，集中谈发扬愚公精神，胜利完成本年任务，也只一千五百多字。这在过去的元旦社论中是不多见的。有些评论员文章，像《切忌一哄而起》，不过千把字，《在胜利面前头脑要清醒》，只有七百多字，道理也能说清楚。短文章同样能谈大问题，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从“文革”中犯过严重错误的一些人在整党中对过去的错误“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集中谈对“文革”的正确认识和态度，也只九百多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像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社论《实事求是无往不胜》就比较长，但因人所共知的话说得少，议论的问题比较集中，也只两千四百多字，在同类文章中算是精短的了。报纸的长风屡抑屡兴，这次抑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中央重视，报社也比较坚决，并先从言论做起。所有论“虚”的评论都有明显的针对性，不少题目是中央领导同志出的。我们自己提倡这么几条：一篇文章集中谈一个问题，力戒内容分散、臃肿；旧话少说，老调不唱。有的人把一些基本道理看成“老调”，这不对。基本道理要经常讲，使其深入人心。有些人所以产生“老一套”的错觉，主要由于我们常把一些基本道理变成简单的枯燥的语言，不善于用基本道理分析新鲜事物，不新不活，令人生厌。我们曾经力求每篇评论能有新的论点，至少有新的论据，起码有新鲜语言或新的表现形式。这几条如果都做不到，文章就以不写为好。

　　上面说的，是我们1984年到1986年写短评论的一些体会。我们没有完全做到，但是我们认识到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1986年3月，经一再请求，我被批准退到二线，68岁，年近古稀了。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