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1995年第7期登载《精深凝练的典范之作——学习邓小平同志一篇口述新闻》一文，同时登载所评介的新闻：《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肩题）刘伯承将军一笑置之（主题）》。评介文章写得很好。唯这篇新闻不是出自邓小平同志口述，而是我紧急“赶制”的。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冀鲁豫前线同刘伯承同志一起指挥作战，我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当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我任报社编委、总分社副主任），驻在河南省武安县（现属河北省），相距千里之遥。“精”
文作者大概不熟悉当时情况，或日久记忆不准，后者在战争激烈、情况多变的环境中是常有的。事隔四十九年，我有责任把为什么和如何“赶制”这篇新闻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日本法西斯投降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发动反革命内战，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共问题”，即把共产党、解放军、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全部吃掉。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五百多万蒋军对百多万解放军，兵力、装备、交通运输、后勤供应等等处于绝对优势，其势汹汹，呈全线进攻态势，我军取攻势防御，全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以运动战为主，大踏步进退，集中兵力寻机歼敌，解放军战士都懂得这个正确方针，记得战争初期，刘邓大军在冀鲁豫前线作战，为捕捉战机，常常大踏步进退，有时一夜后撤百余里。战士们满脚血泡，极度疲劳，由于总打胜仗，士气仍很高昂，乐观幽默，一边行军，一边编说“顺口溜”：“大队长（当时解放军的美式装备，都缴自蒋军，战士们把蒋介石称为‘运输大队长’，简称‘大队长’），莫猖狂，当心师长（刘伯承当时指挥刘邓大军，战士们仍然亲热地叫他‘师长’，抗日战争开始，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回马抢，叫你胡子留不长（蒋介石头发已脱光，战士们还要把他的胡须拔掉）。”蒋介石及其大将们不懂我军战法，也找不到失利原因，一意孤行，被明眼人讥为“虽九败而不悔”。关键在于中间派。当时蒋政府控制蒋管区宣传工具：制造谣言，颠倒黑白，掩饰败绩，虚报“战果”，使蒋管区一些人时不时产生某种迷惘，特别在解放战争初期“敌进我退”之际。因此，同蒋帮的造谣、诬蔑作斗争，把战争性质、事实真相和发展前途告诉全国人民，就成为革命新闻媒介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6年10月，我军出于战术考虑，一度主动在冀鲁豫战场大步后移。蒋军重占两三县城，立即大声鼓噪，胡说刘邓大军“溃不成军”，刘伯承将军“负伤”“潜逃”“阵亡”……延安新华总社急电晋冀鲁豫总分社，要求当日赶发新闻，用事实粉碎蒋帮的造谣。鉴于这项任务十万火急，如果转电前线分社承担，采写、电发需三数日，深恐缓不济急。为争取时间，由我从权“赶制”。当天把此新闻电发新华总社，总社很快就广播了。
我敢于“赶制”这篇新闻，主要考虑基本事实完全真实——刘伯承将军没有“负伤”“潜逃”“阵亡”，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我又相当熟悉我军高级指挥部的运转情况，确信写此短稿不会出错。当时张磐石同志（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社长）看了此稿，认为写得不错，同时含蓄地批评和提醒说：在激烈战争期间，为了击破敌人的造谣，在不违反真实的前提下，偶尔为之也无不可，但以后最好不采取这种工作方式（大意）。我在《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收录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文中说：为了迷惑日寇，“我还作了一次蓄意作假的报道。”写该文时完全忘记了还写过这篇新闻。除去主要事实完全真实，这篇新闻的细节都是“想当然”的虚构，从后一点说，戴个“作假”的帽子似乎也不为过。如果当时还能自我宽慰：对敌斗争，任务紧急，基本事实准确，可以“从权”出此，那么，在今天，新闻工作的任务、环境、条件跟当时大不相同，绝对不允许这样做了。
为了核对当时接受任务和拟稿、发稿的细节，我曾同张连德同志一起仔细回忆。张连德是抗战开始参加革命的“三八式”，1986年在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岗位离休．他清楚记得这篇新闻的来龙去脉，还记得我为赶时间写的那手“怪字”（我写字又丑又草，同志们当时谥为“怪字”），这篇新闻正是张连德用明码发往新华总社的（张当时为总分社电务部门负责人之一，收发电报的铁手）。记得我当时反复阅读新华总社翌日的广播稿，从改动中揣摩精神，学习业务知识。改动几处，多数令我折服，唯对“将军总部浸润在紧张而冷静的气氛中”一句，把原稿的“沉浸”改为“浸润”颇有意见。“沉浸”两字确实粗蠢，改为“浸润”反而不通了。
《新闻战线》1995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