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楼经理雷建华帮助他人追赶手机劫犯，中途发生交通意外造成严重颅脑损伤，送院后不治身亡。急救医生在他的《死亡殡葬证》上下了“全身多处刀刺伤”的诊断结论，误导媒体并扩大了负面影响（《信息时报》7月29日A09版）。笔者不明白的是，对人的死亡这样重大的临床诊断，医院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复核、认定制度，听凭主诊医生一个人说了算？
雷建华死因的错判能及早发现，完全在于法医的介入。假如事件性质不是刑事案，假
如事件发生在边远落后地区，假如由于种种原因法医没有及时检验遗体，那么，雷建华“死于刀伤”的医疗结论就是板上钉钉的了。是死于车祸还是刀伤，在事件性质、罪犯量刑和交通肇事认定上，都会相去甚远。可以说，如果“死于刀伤”的错误结论不被发现，手机劫犯就难以排除被判处死刑，当事医生无异于误导出了人命错案。
这些“假如”并非不会存在，媒体披露的案例中，就涉及这些“假如”的可能性。比如死者家属不同意医院的“死因结论”但遗体已被火化，法医难以检验；某某边远地区法制资源不足，“医疗事故”虽有常识支持但却被医院否定；不属刑事范畴的医疗纠纷，法医不作主动介入，医生对病历的删改后来才被偶然发现，等等。
当然，受“医疗市场化”的利益制约，医院对医生的重大诊疗结论的复核认定，并不完全能起“把关”作用，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对医院自身来说，对当事医生所作的重大诊疗结论，为确保真实可靠，以制度形式建立必要的复核认定程序，却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医生因个人经验或是责任心问题，难保诊断上不会出错，就上例而言，把车祸致死说成是刀伤，当事医生固然责不可卸，但医院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个重要原因。
广州警方发言人表示，在雷建华死因问题上，“对该急救医生不负责任的行为，保留进一步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笔者支持警方的做法，但建议加多一条，就是“追究当事医院的相关责任”。因为死因结论出错的《死亡殡葬证》是医院名义发出的（至少是盖了医院的行政印章），当事医生也是代表医院行使医疗服务，医院必须对“死因出错”负上管理失职的责任。（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