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受到全世界媒体瞩目

　　国际在线消息：“群体性事件”剧增的背后，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众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恶劣现象的不满，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避免其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必须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

　　7月7日，中共组织部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受到全世界媒体瞩目。

　　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剧增

　　最近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在2005年6月26日，当天下午14时30分左右，在安徽省池州市区翠百路菜市场门口，22岁的当地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汽车相撞，随后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当众殴打。这一野蛮行径激起了公愤，三名行凶者被在场摩的司机们围住。

　　一桩备受社会瞩目的“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端。随着“打人者放言‘打死了也就30万’”、“学生被打死”、“警察庇护打人者”、“某超市老板站在打人者一边”等传言的流行，4个小时过后，已有上万人参与其中，局面完全失控。

　　尽管当地政府调动了近千名警力，但聚集起来的群众的不满情绪已经无法压制，他们不仅烧毁了吴军兴的轿车，连处理此事的当地派出所都遭到围攻，警车被砸，一家据传老板牵连入此事的超市也遭哄抢。

　　突发“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池州事件只是披露出来的众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起。

　　搜索有关媒体的公开报道，就会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点遍及大江南北。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爆炸性数字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趋突出。在很多人眼里，中组部新闻发布会是“群体性事件”这一词汇的首度公开亮相。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这一词汇并非新近产生，“党内文件中历来都是这么说”，而且“高层对此特别重视”。据他介绍，在去年，国务院就委托专家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的报告。

　　社会矛盾凸现

　　“目前中国处在急剧的转型期，更注重发展效率和激励机制，不注重公平和公正。分配不公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容易产生。”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如是说。

　　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发展到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也表示，“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于发展，有些矛盾可能会集中地显现”。

　　有关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一份公开材料显示，在过去的土地征用中，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5%～10%。政府对转让土地乐此不疲，而农民显然难以接受如此低的补偿。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据此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四川省汉源县去年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当地居民力抗权力资本化，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园和土地曾多方寻求途径解决，但均未能得到公正对待，最终迫不得已群起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性事件”矛头往往指向与群众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基层政府。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一名冒充公务员的男子殴打群众，当即引起公愤，以致酿成大事件。

　　来源：《环球》杂志（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