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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 芒 初 试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3日15:50 人民网

  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是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包括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在内的二十多国参加了。除苏联外,尽管参与有深有浅,都是前朝鲜战争、后印支战争的交战国。

  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是当时世界的两个热点。这个会议能够召开,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会议正式开幕的前一天,1954年4月25日,我在日内瓦旧国联大厦遇到苏联

《真理报》副总编辑茹可夫,他首先向我祝贺,说这个会议能开成,说明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为他自己祝贺,说过去开大国会议,他们总是“一对三”苏联一家对美、英、法三家,现在变成“二对三”(中国、苏联对美、英、法三家),“我们的力量大了一倍,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朝鲜问题当时被称作“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来”。1950年,由于美国的干涉和侵略,这里发生了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型战争”,双方出动兵力高峰时达二百多万,美方损失近一百万人。1953年虽然停战,但局势很不稳定。李承晚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叫嚣“武力统一朝鲜目标不变,随时准备饮马鸭绿江”。法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殖民战争已经打了八年,法国精疲力竭,美国乘虚而入,为法国大量输血一说供应的军火、物资占法国消耗量的78%,一说占70%,实际是想取而代之,战争有扩大之势。美国妄图利用朝鲜、越南和我国台湾省从宽大正面包围中国,严重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

  人们看得清楚:朝鲜是中国的战友,中国是越南的后方,解决这两个问题,没有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举行了这个有中国参加的会议。

  1954年,“国际宪兵”美国还相当神气。西欧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还未恢复元气。日本处于美国“核保护”之下。第三世界多数国家不愿或不敢惹这个庞然大物。美国垄断资本代言人、国务卿杜勒斯趾高气扬,长期宣称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中国”这个国家。但美国将军们知道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和这个国家的志愿军打过一场历时三年的“中型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现在讨论朝鲜问题,只好乖乖地同这个国家的代表坐在一起,心里憋了一股怒气。

  但是不能低估美国“围堵”、“封闭”造成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已经五年,世界上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一些国家和少数瑞士型欧洲国家。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宣传和贯彻我国和平外交政策,扩大政治影响,打破国际封锁的机会。为此,我国派出强大的代表团,(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有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苏联对这个会议也很重视,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朝鲜首席代表为外务相南日,越南首席代表为外交部长范文同(总理兼代)。其他国家的首席代表有十四人是外交部长,这在当时的国际会议是少有的。

  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一直是各国记者追踪的对象:《日内瓦日报》一篇评论有代表性,它说:“西方国家应该利用谈判的一切机会,特别这次是第一次同中国进行政治谈判,而且中国是由周恩来这样重要人物为代表。”周恩来一切行动,他的演说、论辩,他的风度、衣着,西方记者都不放过。周恩来关于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首次主旨发言更引起轰动。中国代表团在他发言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各国三百多名记者参加,要发言稿,抢先提问,盛况为整个日内瓦会议所仅见。第二天,欧洲几乎所有重要报纸都把周恩来的发言登在头版最重要地位,杜勒斯的发言被安排在后边。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的小事,有些记者也做文章。有一个法国记者描写我们到达日内瓦机场的情况,“别的客人都走尽,人们眼前突然一亮:机舱里蹦出一个足球队——中国代表团。”这个记者可能出于猎奇,也许是想刺我们一下,看:这些中国人服装一模一样——没有个性;行动像遵守某种号令——缺乏自由。但客观上我觉得他为我们作了正面宣传:这些代表团团员年轻,有礼貌,生气勃勃,遵守纪律。代表团“总管”李克农同志看了这条新闻,特地把我找去,要我提醒记者团全体同志:持重,谨慎,不受这类宣传影响,落落大方,不亢不卑。

  为采访报道这次会议,我国派出一个相当大的记者团。团长是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他又是代表团发言人之一另两人是黄华、龚澎。记者团成员来自几个单位,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我是副团长。

  日内瓦会议于4月26日开幕,从4月27日起讨论朝鲜问题,但无任何结果。主要由于美国阻挠、破坏。杜勒斯会前就说“此会徒劳无益”。美国傀儡李承晚更加无耻,他说他派外交部长去日内瓦,“仅仅是要证明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会议开成了,杜勒斯改变策略。“带着一条大棒躺在会议厅里”(一个英国记者这样写道)。一些仆从国家跟着指挥棒吵吵嚷嚷,尽管声调高低不同,大体都是按照美国的节拍行事。为“埋葬”这个问题的讨论,美国操纵参加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代表搞了一个“十六国共同宣言”,公然声称“继续讨论朝鲜问题不会有什么作用”。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首席代表周恩来发言,指出美国及其追随者不仅阻挠朝鲜和平统一,而且阻挠对维护朝鲜和平达成任何协议,但我们仍有义务对讨论这个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他提出一项协议草案:“日内瓦与会国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确定。”多数国家的代表都认为周恩来的建议合情合理,当天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也表示,中国代表的建议应当受到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将宣布中国代表的建议为双方一致的意见。美国代表在这关键时刻又跳出来,以“未经请示”为借口,拒绝了这个起码的、为今后再谈这个问题留下活口的建议。这样,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被迫于6月15日中止。

  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从5月8日开始。印度支那战争在法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老挝、柬埔寨两国的人民武装力量间进行,但恢复印支和平的障碍主要来自美国。美国不愿意看到在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下停战,不愿意看到有新中国参加的任何国际会议取得成果。它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以便创造机会,取法国而代之。但法国已被这场“肮脏战争”拖得精疲力尽,法国人民和统治阶层中的主和派希望早日实现和平。5月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解放奠边府,给日内瓦会议送来一份厚礼。由于战场上双方力量发生变化,法国主和力量逐渐占了上风。主战派的拉尼埃内阁倒台。主张恢复印支和平的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内阁,声称四个星期不能停火他便辞职。至此,日内瓦会议大会暂时休会,转为会外谈判、磋商。这种活动一般是限制性的,不公开报道。各国首席代表纷纷暂时离开日内瓦,我国首席代表周恩来离开日内瓦访问印度、缅甸,同尼赫鲁等创立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记者团一部分人先行回国,大部分人坚持日内瓦岗位。记者团团长吴冷西利用会议间隙,率领记者团部分人员应邀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到两国新闻界热烈欢迎。

  在关于印支问题的会外谈判、磋商获得成果的基础上,日内瓦会议于7月21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最后宣言”,宣告印支停火和恢复和平。在这次会议上又出现了强权政治的丑恶表演。美国代表在中、苏、英、法四大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王国、老挝王国都同意“最后宣言”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不参加“最后宣言”,但说不使用武力破坏“最后宣言”,散会后又宣称“不受这个宣言约束”。这是一句真话,会后不久美国就撇开法国,接过了并且扩大了侵越战争。南越也宣布不参加“最后宣言”,也说不使用武力破坏这个宣言,但保留对这个宣言的意见。有的报纸评论说,这个奴才当得“太棒了”。

  印支停火,全世界公正舆论热烈欢迎。周恩来在此中起的重要作用,受到各国人民和世界和平人士高度赞扬。

  记者团随代表团大队4月下旬从北京出发,8月中旬回国,近四个月时间,士气始终饱满高昂。当时出国采访机会不多,每个入选人员都兴高采烈,引以为荣,就像革命战争时期被选入攻坚冲锋的突击队那样。大家清楚重任在肩,都有一种慎重初战、不辱使命的责任感。过去外国人看不起黄面孔的中国人,当我们走在莫斯科、布拉格、柏林、日内瓦街头,有一种喜滋滋的自豪感。当个新中国的记者,光荣!

  记者团随代表团行动,作为代表团的一个工作部门,是我们的幸运。代表团在国内的各种准备工作:编制朝鲜、印支问题大事记;组织各种报告会,介绍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和东道国有关情况,包括政策走向、风土人情、习惯礼节等等;安排记者招待会发言、提问、解答的“彩排”……都有记者团一份。在国外的交通工具和后勤供应,也是代表团统筹举措。我们心里只盘算一件事:工作、工作。

  记者团三十多人,只有刘思慕、吴文焘、陈适五几位同志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多数同志都是初出国门。这是我们的弱点。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又有不少长处:谨言慎行,勤奋工作,虚心学习,遵守纪律。大家朝夕相处,团结得像个和睦的家庭。

  记者团任务很重。其中最重最急的是写大会新闻,由李慎之、蒋元椿、言彪三同志负责。他们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大会会场。根据会场的同声传译记录各国代表的发言,再用大会秘书处印发的速记稿校正,写全体会议新闻。新闻主要用事实说话,也有一些议论,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述评性新闻。这些新闻是记者团的“重武器”,系统报道会议进程、会场斗争情况以及我代表团的立场、主张,由张闻天同志阅后发出。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记者团工作,定期提示宣传报道方针,并针对会中斗争曲折多变的情况,及时作具体指示,重要稿件他都亲自阅改。写稿、定稿、译发,往往翌日清晨始能达北京,加上八小时时差,我国报纸往往要迟一天见报,通讯、文章还要迟些。

  记者团多数同志根据各单位的需要写通讯、新闻,拍新闻纪录影片。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新华社的同志多写署名新闻李慎之、蒋元椿、言彪写的大会新闻只标新华社电,不署记者姓名,各报刊记者主要写通讯、评论。这些新闻、通讯实在无大差别,后者多一些背景材料和各方舆论的交锋,按照我们的行话,都是“打击对手,宣扬自己”。会议散记也写一些,但数量不多。记者团有些同志外文不行,像我和杜波,只认识一些英文字母。他们能写一些评论性通讯,主要依靠一个“拐棍”。当时代表团编印一份内部资料,刊登外国重要报刊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评论文章,记者团也编印一些资料。欧洲许多国家的晨报,当天上午即可到达日内瓦。代表团及时翻译、印刷,供代表团、记者团参阅。这件事工作量不小。由于法文人才不多,有些文章要先由法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法共《人道报》在日内瓦采访的几位记者帮了大忙。有了这个“拐棍”,我和杜波等人才能在吴文焘等同志指点下,写些夹叙夹议的通讯。不懂外文而在国外当记者的苦头我是吃够了。所幸时间过了近四十年,这已成为带有时代痕迹的往事。

  日内瓦会议“新闻中心”设在日内瓦旧城,各代表团的吹风会、记者招待会都在这里举行。成天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各国记者主要在此活动,领取各国代表的发言稿,同各国代表团发言人接触,相互交换“新闻”。西方代表团人员习惯在这里放“试探气球”。我们记者团所有懂外语的同志常到这里工作,主要收集各方面舆论动向。一般是多听少说,现在看来,持重有余,主动不足,我们的同志过分拘谨了些。

  记者团还有一个计划外任务:接待来访者。欧洲许多国家的人,特别是法国人民,迫切要求印度支那停火,法国尽快从印支脱身。大批请愿团,工人的、农民的、企业家的、宗教人士的、自由职业者的、远征军家属的,潮水般涌到日内瓦,向五大国代表送呼吁书,申述主张和意见。美国代表团对此闭门不理。英、法代表团收下呼吁书立即打发人走。苏联代表团客客气气收下呼吁书。我国代表团把这事看作交朋友、宣传我国和平外交政策、扩大我国政治影响的机会,专设一个班子,热情接待来访者,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外国人分不清哪是中国代表团,哪是中国记者团,有时找到我们住的旅馆来。这些客人一般由我接待当然依靠翻译同志的帮助。法籍华人相当多,不少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作为华工这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一桩痛史来欧洲“参战”,战后留在法国,娶妻生子。这批人当时年近花甲,文化水平一般较低,但祖国、家乡观念极深。听说祖国的“大总理”他们都是这样称呼的,大概称北洋政府的“大总统”习惯了来日内瓦开大会,自己脸上也有光彩,只要有可能,就开上车到日内瓦,向祖国“官长”表示敬意。

  我曾接待过两位山东籍华人,他们的一番谈论使我终生难忘。这两人一个姓张,一个姓雷,都是六十出头,乡音未改,脸上已有老态。旧中国的生活熬煎,异国他乡的歧视,在他们身上留下深重印痕。两位紧紧拉住我的手,未说话先流下泪来。多次重复一句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今天。”后来听说我是河北人,第二次拉手,更动了感情——国外遇乡亲。原来清末民初,山东、直隶河北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许多人“闯关东”开荒谋生,直、鲁两省人在那里算是“大同乡”。谈到日内瓦会议进展缓慢,美国代表多方捣乱,我无意中说了句“美国人不讲理,就要像在朝鲜那样教训他”。他们得知我参加过抗美援朝,了不得,第三次握手,握住不放,一再说,“总算给国家争了光,不容易。咱们呀,可算能够侵略侵略了。”我大吃一惊。我们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一起反对侵略,怎么成了“侵略”?这两位生活在半殖民地中国,以后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法国,受西方宣传和生活现实影响,慢慢形成一种被扭曲的逻辑:弱国总是被侵略,强国总要侵略人。现在中国强了,自然要发动侵略。我用相当多的话说明事情的原委和正确的看法,两位爱国、淳朴的华人终于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番道理,回去好好对别人说说。我由此想到两事,回国后向有关部门反映: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薄弱,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太不相称,亟应加强;抗美援朝提高我国威军威,许多外国人和华侨对其意义和分量看得比我们更重、更准,我们在国内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我看开不成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有些人未必当时就能承认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除了日内瓦的现场报道外(我们通常把这叫作“前方”),新华总社和国外各分社也作了大量报道,谈各国对日内瓦会议的反应,各方面对朝鲜问题、印支问题的舆论动向,以及背景材料等等。国内报刊也发表大量评论,揭露美国及其仆从破坏日内瓦会议的恶行,支持我国和苏联、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义立场。前方、后方密切配合,是这次宣传报道的一大特点。

  我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中的努力和会外谈判中的贡献,博得世界舆论的赞誉。我国记者团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有心人如果把中国记者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写的新闻、通讯、评论汇集起来,必然成为一份翔实、公正、完备的现场史料。

  前面说过,记者团同志虽然十分勤奋,毕竟新手甚多,能够取得这种成绩,主要原因是代表团的坚强领导。首席代表周恩来对宣传报道方针提出原则指示: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多用事实说话,少发议论;说话留有余地,以免情况发生变化时陷于被动。他还对重要稿件的写作及时给予具体指导。其他几位代表也随时在宣传方针以及生活行动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就记者团本身说,吴冷西作为记者团团长和代表团发言人的“一身二任”起了极大作用。他清楚代表团的战略构想和策略运作,又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两者结合起来,随时给记者团同志以准确、及时的指导。人民日报记者人数仅次于新华社,这个小集体的牵头人吴文焘,政治、文字水平高,英文好,富有国际宣传经验,他的指导、帮助和参与,使得根本不懂外文的两个同志也能做些工作。日内瓦会议时间不短,记者团只发生过一个可以称作事故的小插曲:我国一个青年记者同美国一个记者交谈,被这位老手作了一篇歪曲文章,说我们的同志说了一些离谱的话。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记者团考虑,我们缺乏经验,说几句欠妥的话是难免的,对方借题发挥,但我们不能由此缄口。因此一面提醒大家说话注意,一面鼓励继续大胆工作,没有进行任何足以挫伤积极性的“处理”。

  我们回到北京,已是8月上旬。周恩来同志在外交部宴请代表团、记者团全体同志,祝日内瓦会议成功,祝大家圆满完成任务。周恩来到记者席上向大家祝酒,对同志们勤奋有效的工作表示满意。1993年

  作者: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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