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学习和再教育_新闻中心

再学习和再教育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3日15:59 人民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兴旺发达，旧中国当然不能望其项背，新中国也是几十年来所未有，几千种报刊，几十万新闻大军，争奇斗艳，生机勃勃。新闻大军的主力是新中国同龄人和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参加工作的新生力量。这支大军学历较高，知识面较广，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反应锐敏，勇于创新，多年来没有涉及、不敢涉及的问题开始探讨，议论风生，时有创见。整体说来，我国新闻事业情况很好。　　凡事都有两重性。由于新闻队伍发展很快，由于改革开放带来许多新事物，也由于历史积淀的一些问题在新形势下日益突出，长期未见的一些消极现象也陆续发生，这就提出了对某些参加新闻工作不久的同志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参加新闻工作较久的一些同志，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也有一个再学习的问题。　　我国革命新闻事业大发展是在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之后。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根据地居于领导地位。抗日根据地都在农村，居民多不识字，社会生产力低，交通阻塞，战斗频繁，发展现代新闻事业困难重重。新闻从业人员多是学识不多的青年，学过新闻的更少，只能边干边学。当时党中央路线正确，毛主席威信极高，军民团结，斗志旺盛，一个目标（“打走日本鬼，好过太平年”）、三大任务（战争、生产、教育），生活艰苦，精神亢奋，一个报馆就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成员生活毫无牵挂，战斗、工作、学习之外，几乎不知世间还有他事。　　初上太行山，多数新闻从业人员抗日救亡决心十分坚定，但对共产主义前景相对模糊。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心里想的“革命”其实是党的最低纲领。但这个好的开端引发了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持续进步的追求。经过40年代早期的整风，我们接受了要当螺丝钉（个人与革命的关系），乐作勤务员（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甘为驯服工具（个人与党的关系）等重要认识，思想觉悟可以说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敌后根据地被敌人重重包围，环境十分艰苦，机关人员精干，书籍文件很少，现在常说的文山会海无容身之地。上级传达指示不多，我们感觉每次总有新意，认真领会，反复咀嚼，执行非常认真。正像部队指战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在新闻中学习新闻”。领导指明方向，大家努力实践，上级总结、提高，逐步形成党的新闻工作规范，奠定我们终生受益的思想基础。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武器；新闻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实行全党办报；新闻记者要艰苦奋斗、廉洁自爱；等等。这些金子般的“先入为主”的启蒙教育牢记在心，成为我们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和立身处世之本。任何惊涛骇浪，包括十年内乱，这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多数人从未动摇跟着党革命到底的信念和坚持党灌输的一系列新闻思想的决心。50年代中后期，党的指导思想日渐向“左”偏移，新闻工作者能说能做的，同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日渐背离，现实逼着我们思索“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困难的苦涩的题目。“文革”以前，我和一些人实际上谈不到什么明确的路线觉悟，甚至很少想什么路线问题。党中央、毛主席总是正确的，只要照他的指示办就是了。我是从对正确业务方针的背离逐步认识正确路线的改变，直到十年“文革”期间，以林彪在异国摔死为标志，对错误路线的认识才更加明晰。所以我常说，十年“文革”有一百个不好，但有一个大好，它最后帮助千千万万好心的糊涂人逐渐明白起来，这实在可以算作一个不世之功。　　由此看来，思想解放不容易。改变、哪怕只是发展某些先入为主的、过去被证明是正确的认识，都要经过反复观察、冷静思考甚至痛苦的斗争。我们这些“三八式”常常只能从自己熟悉的每天接触的业务工作开始。“新闻必须真实”、“密切联系实际”对我们可说是金科玉律，十多年来敬谨奉行。但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饿肚子，我们却要宣传“莺歌燕舞”、“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甚至公然传达一个骇人的方针：宣传要“同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最大的联系实际。”我个人以及人民日报不少同事由大惑不解而严重怀疑　　而强烈不满，有的闷在胸中心情抑郁，有的公然表示异议，受到严厉批判。　　从根本上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接受的新闻启蒙教育都是共产党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精华，正像一位老记者所说：“使我们终生受益。”但有一点我长期很不清醒，我们过去认为十分重要、不能变动的东西，应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有的虽然受当时条件限制，执行困难甚多，如果头脑清醒，经过多方努力，未必不能做得好些，但当时没有这种认识。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这个著名论点形象地道出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功能，发挥过极大的积极作用。其实，任何国家、阶级、政党办新闻事业，归根到底都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人民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只是肯不肯这样公开承认，做得巧妙或拙劣不同而已。抗日战争开始，党领导人民创建抗日根据地，建党，建政，建军，同时抓紧办报，全力宣传抗战到底、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夺取胜利。正确的宣传配合英勇的战斗，使对党原来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逐步认识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自己可靠的领导者，使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人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人们说党报做的最大好事是使人们明白“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种看法很有道理。　　抗日根据地在农村，被敌人分割封锁，交通困难，消息闭塞，商业、市场、出版等经济、文化信息极少，军事、政治信息多数保密，报纸交流信息的功能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加重了许多人对党报是“教科书”这个观点的不完全认识，即片面重视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功能，忽视传播信息等功能。若干年以后，虽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却未随之改变，加上某种意识形态因素，有意无意地把许多重要信息排除在视野之外，以致像人类登月这样重大的信息，我国的新闻媒介几乎没有报道，形成严重的自我封闭。　　也许纠正失误的初始难免过当，加上其他原因，近来出现一种相当流行的论调，认为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包括引起不少人反感的追奇求异，以致引起某些人未必健康的兴趣。这是一种曲折地否定“教科书”功能的主张，我难同意这种论调。我们过去确实忽视了许多应该传播的信息，这个缺点必须纠正。但我们应该清醒，新闻媒介传播什么信息，是有考虑有选择的，是为了直接、间接地使读者受到影响、感染、熏陶和审美享受，实现一些人不愿意公开承认的“教科书”使命。从宣传艺术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有些信息的撰写誉为上乘之作，借鉴、学习，纠正许多读者认为我们写的不少新闻“干巴巴”的毛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缺乏主见和固步自封都是有害的。有句定义式的名言：群众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要进行灌输。我个人以及不少同事尊为圭臬，敬谨奉行。几十年间，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动摇宣传社会主义的努力，这则格言起了作用。但是，我们不讲究提高宣传艺术，许多文章不能入心入脑。面对文化水平低甚至处于半文盲状态的读者，有意无意地以“教育者”自居，照本宣科，生硬古板，闭着眼睛“灌输”，是无能的表现。“对牛弹琴”原是讽刺牛的，说它听不懂琴，很木、很蠢。我看其实是讽刺弹琴的人，你连牛不懂琴都不懂，一味乱弹，岂不是比牛还木、还蠢﹖ 　　尽可能把宣传任务同“新闻价值”融为一体，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非常可惜，这个目标常常没有达到。这与我们对上述问题理解不深、重视不够有关。从根本上说，我们想要群众知道的即所谓宣传目的，同群众愿意知道的东西是一致的，因为共产党除了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群众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常常有个认识过程，新闻工作者对有关问题也有看得准不准和腰杆硬不硬的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被丢掉了，报纸宣传经常出现“两张皮”现象。但敢于放胆直言的新闻工作者还是有的。在浮夸成风的年代，人民日报一位老记者一针见血地说：“现在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而有发言权。”幸亏当时接受反右派运动的教训，只是对她左批右批，没有给处分、戴帽子。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报按照“教科书”精神办事，赢得很高的信誉。一声“这是报上登了的！”在读者心目中就是正确，就是真理，就是权威。但从报社工作人员来说，贯彻“教科书”精神虽然非常积极，却很难说十分得力。编辑、记者本来应该努力成为本报道范围内的专家，但几十年来，我们没有树立这种观念，一味靠所谓“政治”吃饭，只能向读者宣传“应该”做什么，常常说不清楚“为什么”做什么，因为自己并不深切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说根据地——解放区时期读者因为战争环境、文化水平等限制，对我们的若干缺点尚可原谅，那么，解放后进了城，情况变化：过去不可能产生的要求产生了，不可能提出的意见提出了，希望报纸给予帮助和指导。我们对此认识模糊，反应迟钝，就会引起读者理所当然的不满。现代新闻媒介应有的多种功能，像宣传教育，传播信息，舆论监督，指导文化娱乐等，我们理解很不完全，当然做不到兼重并顾。据我所知，许多新闻单位讨论宣传问题，多是研究要报道什么，很少研究如何提高宣传艺术，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严重影响了宣传质量的提高。中央领导和广大读者一再批评人民日报政治不敏锐、学术水平低，这是极为中肯的。　　极端缺乏时间观念，可以说是我们一代新闻老兵中许多人难以清除的痼疾。“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种似有实无的时间以至根本不写时间，在我们的新闻作品中经常出现。一家大报社发生过“一篇通讯管两年”的事：一位老记者写通讯叙述今年的事，秋季动笔写作，年底脱稿。内容不错，被认为“耐压”，拖到翌年夏季方才面世。很长时期，我们写稿只是“为了战争或工作的胜利”，有些是及时报道，有些是事后补记，有些只做不说，有些只介绍经验教训。至于合理竞争、争分夺秒……都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坏东西。进城后实行计划经济，说什么，不说什么；什么先说，什么后说，都按计划办事，“抢先”是不允许的。有家报社一位很有成就的记者写了不少颇有影响的长篇通讯。他习惯从从容容，精雕细刻，从未写过一条“急就章”、“抢时间”的新闻。他参加工作后从来如此，别人也不认为这是新闻工作的反常现象。　　“文化大革命”集中暴露了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工作制度的弊端以及个人崇拜、不讲道理等等问题，给千百万人提供了一个解放思想、彻底反思的机会。新闻产品天天同群众见面，难以藏拙，它的缺点毫无遗漏地暴露在万千读者面前。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有个清理长期积累的问题、总结多年经验教训的机会，可惜一因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二因拨乱反正（新闻工作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报道很忙，把新闻界本身应该清理的许多问题放松了。而补课往往要费加倍的时间和精力。　　三十多岁的新闻工作者很幸运，没有经历老一辈曾经遭受的某种磨难。但有一个弱点，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免疫力。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经历过去”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学习历史，“以史为鉴”，把老一代走过的道路看清楚，把他们经历的事情搞明白：哪些是正确的、长期起指导作用的，哪些是带有时代印记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的，哪些就是在过去也是由于种种原因做得不够的，如此条分缕析，对症下药，必能获得全面的教益。1993年10月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