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十年心语

　　十几年前的七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位少年在昆明第一中学那空阔、墨绿的草坪上翻了几个跟头，然后掏出笔来，在“高考志愿表”的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北京广播学院”。

　　十多天后，从学校赶到家里来报喜的同学说，他的高考成绩是537分，名列昆明一中第一名，是云南省的“探花”。这个成绩，足以轻松报考“复旦新闻”、“北大中文”等任何

　　但是，那个18岁的少年没有丝毫后悔。

　　也许因为那是选择，自己的选择。也许，仅仅是钟爱电视罢了,在“学校”后面填上去的专业是“电视编导”。

　　几千个日日夜夜过去之后，一位30岁的青年在成为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的主持人兼记者后，想说的是：选择了电视，就是选择了人生。

　　（一）

　　办公桌台面上又躺着寄给我的3封信，拆开之前，一看地址就知道信封里面又将伸出一双向我申诉、或者求助的手。

　　也许是我名字上口好记（调来广东前刚刚在户口本上改了名字），也许是那一口“浩然”之气，粗略算了一下，来到广东电视台将近6年的时间里，我收到的家信和友人的信还不及这些观众来信的几十分之一。

　　许多电视人爱把观众比作“上帝”，我却把观众当作永远的朋友，相对于那些把顾客比作“上帝”其实又并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服务员，我宁愿把观众当作朋友。

　　“朋友”能够看到你后想到你，然后写信向你求助，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荣幸。收到这些信，远比收到那些洋溢着赞许之辞的信更让我珍惜，也更让我难过：还有那么多的生命或者心灵渴求着关怀或者帮助，而我及同事们力所能及的，总是微乎其微：尽管已有《流浪父女羊城获救》、或者《一个绝症患者的希望》以及《7.13行动》等等……

　　在面对着那么多的信任而带来的些许自豪感后，更大的感受是一种遗憾，甚至是一种愧对——并不是每一封信、每一个投诉电话都能够变成一个节目、或者能如期解决的。

　　社会责任感，总是和期望值成正比。

　　这种责任感，在跨进了《社会纵横》的那一刻就一直被充分地体味着：当我一次次地面对着可悲的罪犯、可怜的打工妹、可叹的失足青年、可敬的战士、可亲可爱的平凡人时，这种责任感常常被幻化成智慧、信心和力量——一个好的社会深度报道的完成，需要脑力和体力的倾情投注。

　　这种责任感不单单源于对崇高而神圣的电视事业的钟爱，更是出于要做一名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希冀。

　　（二）

　　选择，是偶然中的必然。

　　《社会纵横》的“印章”标志方方正正、红红的，红得像一团燃亮正气、驱赶邪恶的火。这团火，吸引我到广东电视台后做出了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九年前，结束了四年电视编导的学习生涯，我带着毕业作品和论文“双优”、总成绩全系第一名的“荣誉”返回了家乡云南，之前，我曾实习过一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海外中心的领导曾遗憾地对我说：“我们向人事部门打了要你的报告但没有批下来，因为你是边疆来的学生，按规定只能回去……”

　　这是我至今为止惟一的一次被动的选择。“既然回到边疆，就要到边疆的边沿去。”于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是一个人扛着摄像机与缉毒干警一起翻山越岭，走村窜寨，走完了云南的千里边境线，拍下了或悲惨，或无奈，或激动，或感人的“禁毒”系列新闻报道——《来自禁毒战线的报告》，想起来，这是我与“禁毒”结下的最早之缘。这算不算是今天工作的一种前兆呢？`

　　从山村回到城市，刚刚创办的青年节目《年轻人》成了我进云南电视台之后的第二个选择。虽然美其名曰“主持人”，但是在那个“三人小组”里就我一个壮小伙子，所以从提脚架，举灯光，到拿话筒，写稿子，扛机子，编带子，电视台所有的活儿几乎都练过。感谢那次选择，为今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采编播合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选择，是幸运降临的第一步。当我在云南电视台刚刚当选为台团委书记，栏目负责人，拿到三房一厅的宿舍钥匙时，广东电视台的一则招考启事使我想“重新来过，从零开始”。偷偷地报名，顺利地通过初试，面试和录象……我成了1800多个报考者中的十多个辛运者之一．

　　学的是编导，干的是编辑记者，然而，却要以“主持人”的名份在广东电视台露面，开始总觉得不习惯：无论是《世界之窗》还是《欢乐有约》。。。。。。后来终于渐渐领悟到：我想要的并不是电视所带来的表面的“荣耀”，而是通过她去走向更加广博深邃的大千世界，通过她去探讨与参与到社会和社会事件之中，做一个今天的新闻、明天历史的见证人.

　　广东这方热土,作为改革开放发展最快的地区,很多社会现象都会在中国其他地区重现。这一良好的新闻环境,为一个具有良好品格和良好技能的,尤其是采编播合一的记者型主持人提供了驰骋的舞台.

　　于是,我走进了那个红红的印章。

　　（三）

　　六年来，连续四届获广东电视台“优秀节目主持人”，1998年获得“名主持人”,拿了约30个国家和省级的各种奖励，一些节目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以及香港台，国外台选用，再加上50多万字的各种论文，报道，纪实文学等文字在各类报刊中变成铅字，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本人的25万字采访专著《第一目击》，受到大众读者好评。“成绩”似乎在想我一次一次地想我证实着：选择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自认为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却是一个充实，幸福的人：因为我所从事的，让我能够积累着许多“名”和“钱”都换不来的社会经历和阅历，而我的思考，更让我成熟和快乐。

　　当我和我可敬的同事们把对真善美的爱，对假丑恶的恨，用心，用行，用手，用泪融化，用心血灌注的诸如《人性，金钱，罪恶》《1500大劫案》《中国有部劳动法》，<<反走私引出的反思>>〈〈丽江，不相信眼泪〉〉，〈〈明天不是梦〉〉，〈〈无界的法网〉〉，等节目的时候，才有了对一次搜捕现场的抓拍而甘愿冒有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为一次对囚犯的采而后苦苦哀求，为帮助一个打工妹而顾不得上吃饭睡觉，为一次对真相的揭露而数次推开一只偷偷递来红包的手。。。。。。。

　　太多太多的故事，他多太多的细节，太多太多的场面，但又实在平常得不值一提

　　(四)

　　一辈子能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实在是一种幸运，特别是，当这种幸运是由你自己选择，或者创造时。

　　也许，世上真的很少有哪一种职业能像“电视人”这样首先是生活，然后是对人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也许，“电视人”就是一种人生。

　　选择了电视，就是选择了人生的一种幸运；而选择了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其实，我们在丰富着荧屏的同时荧屏也在丰富着我们。所以，当有人滔滔不绝地把我们的事业渲染成一种“劳苦功高”的职业，以博取更多更多的仰慕，敬畏或掌声时，我却想对他说不：电视所给予电视人的，永远比我们所付出给她的多——她不仅教会了我去懂得去“珍惜生命”、“珍惜现在”、“珍惜自己”，还教会了我去懂得“学会思考，学会宽容，学会感受”……

　　两年多前，暨南大学请我去做了一场专题报告会，我把这“三个珍惜”和“三个学会”作为我学习和从事电视事业十几年的心得向几百名大学生坦诚相告，有些遗憾的是：当时忘了很重要的一句——学会选择。稍感幸运的是：我到现在的每次选择都还没失败过，但随即又想：就是失败也不会失意的——那是我的选择。

　　(五）

　　“叮铃铃。。。。。。”，房间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拿起听筒，传来一个有些激动的声音：“浩然，祝贺你，祝贺你获得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金奖和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称号。。。。。。”

　　说话的人是本届“金话筒”奖的评委，一位我敬仰的师长。横送，时间是1999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

　　我获奖了，对于一个把主持人职业当作自己终身事业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来得那么的突然，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当我正在啃着一本书的时候。

　　当夜色更浓一些时，我独自面对自己时开始思量：我为何能获此殊荣？人家为什么给我这个奖？

　　(六)

　　车还没有完全挺稳，还不等我再次发问，一位身体微胖但反应机敏的便衣刑警便一脚踢开车门，拔出手枪冲了出去，连喊都没有喊我一声，就把我一个人晾在车内。

　　这是不是1997年1月8日的广东惠州，在香港回归前一场解救被绑架的香港人质的战斗，前方几十米远的一栋二层楼就是绑匪邓某藏匿的窝点。为了找到这个窝点，我和十几名刑警们已经侦查守候了七天七夜，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记录这个案件的记者，手上的掌中宝摄像机也已经工作了好几天了。。。。。。

　　又有几个刑警拔枪冲了上去，我们都知道，凶残狡诈的邓某手里有枪，曾有几次绑架案底的他随时可能负隅顽抗。。。。。。我愣了一下，大约有两秒钟：冲，还是不冲。。。。。。

　　刑警们冲得更快，眼看就要冲进门了，我再也坐不住了，踢开车门大步追了上去，手上也端着我自己的枪——虽然那只是一台小小的摄像枪，是一支没有任何攻击与防御能力的“枪”，但那就是我的武器啊！——追踪拍摄了这么多天，最重要最精彩的镜头怎么能够漏掉呢？

　　冲进门后，绑匪刚刚被一个赶到的警队拿下，那位身体微胖的刑警队长对我说：“你的胆子真不小，我根本就没想喊你，万一真打起来，最危险的就是你了。”

　　他哪里知道我刚才也曾犹豫过，他哪里知道因为这两秒钟的犹豫，我和他们拉下了十几米，我自己懊悔了多长时间。

　　（七）

　　在电视台的电梯间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话：“最近你又在‘做’什么大案了？”

　　在有些幽默的话语里蕴涵这这样一个意思：在很多人的眼里我更像一个记者，而不是一个主持人，甚至于忘了我还是一个“主持人”。

　　五年来，作为一名普通记者的“我”是作为一名主持人的“我”的工作量的好几倍，“从新闻现场中来，又回到新闻现场去”，这才算是一个见证新闻与历史的，集采编播为一身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每当我面对着印有清晰台标的话筒，或端坐在演播室前，或助立街头巷尾，再或亲临宣判场，制假现场，站在罪恶的案犯，可怜的流浪者，甚或需要救助的老师身旁，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使我不由得生发出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感和对自己一份自信心。

　　1991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毕业后，我回家乡云南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94年有调任广东电视台，并有幸在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难点，疑点问题为内容，集新闻性评论性，纪实性于一体的新闻深度报道栏目《社会纵横》和《岭南直播室》担任节目主持人兼记者。这种跨地域，跨工种的采访生涯是我不断积累，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与不断摸索的最好实践。通过这几年来对各种新闻事件的采访，编辑和制作，作为一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让我感到更有信心，同时也若有所悟的是——在新闻事件的现场，如何主持和报道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也就是如何把握好一名新闻主持人的现场意识，具体说来，我认为有三种能力是必备的：即主题突出、灵活多变的“组织驾驭现场的能力”，切中要害、多向类比的“确定采访思路的能力”和责任在肩、亲切自然的“处理语言形象”。这三种能力，也应是一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基本素质。

　　一个好的新闻主持人，必须首先是新闻事件的目击者，观察者，参与者，监督者，研究者，才能真正走进新闻，融入新闻，从而成为新闻的传播者和报道者，甚至成为新闻。当我用这样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自己时。才有了那么多的“最”之忆语。

　　最遗憾的一次拍摄是如前所述在惠州追捕绑匪时拉下的十几米，绑匪没有从民警手中跑掉，却从我的镜头中“跑”掉了一场戏。。。。。。。

　　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在拍摄《人性，金钱，罪恶——深圳特大杀人劫钞案》时，在贵州省毕节农村采访女杀人犯的父母，母亲嚎啕大哭以头撞墙，父亲以泪洗面一脸的忧愁。。。。。。

　　最感动的一次采访实在云南丽江大地震后重建家园时，一位亲人惨遭不幸的纳西族老奶奶得知我是从广东来的记者时（广东是给丽江灾区捐款最多的地区之一），“扑通”一声就要给我下跪，被我一把拉起。。。。。。。

　　（八）

　　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十而立”，今年我正好年届三十，我时常对一些朋友自嘲：我虽然三十岁了，但是是一个“三无”人员——无房子，无车子，无妻子是随时被公安机关“清理”的对象。。。。。。大家哄堂而笑。

　　所幸可以告慰江东父老的，是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幸运地得到了全国主持人行业的最高荣誉，使我的事业发展有了些许的立身之本，有一位评委专家曾说:“徐浩然这样的主持人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他深深地陷入到了新闻事件的漩涡之中，他年轻而沧桑的脸上写着一个个的新闻故事，这些营养培育了他的思想，使他和新闻事件不可分离。。。。。。”

　　我知道，对于一个年轻的电视人来说，过早的荣誉不一定就是好事。从我在新闻生涯中见证到的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我将以自己感悟到的“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作为自己生存指南，去坦然地，微笑着面对每一个或晴或阴的日子。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新闻主持人并不是一个劳苦功高的职业——电视所给于我们的，远比我们对她付出的多得多。。。。。。新闻主持人也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业——当有人看到我们的幕后辛劳与台前“风光”的比例时，基本会同意我的观点。。。。。。

　　天道筹勤，面对着“今话筒”这分来之不易的荣誉，我惟有再创佳绩，方能不辱一名优秀新闻主持人的使命。

　　广东电视台刚刚年届不惑，我特别感激我所在的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引与支持，我不可能取得这份成绩，没有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我便缺少了一种观察社会的方式，我可能在做着别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那，将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

　　作者：徐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