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记忆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天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者的铁蹄下过了长达八年的屈辱岁月，度过了长达八年的苦难人生。

　　天津沦陷时，我只有2岁，不会有任何记忆，待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已经10岁了，沦陷时期天津的种种情况，多少有些印象。

　　上学之前，只记得天津市区饥民成群，苦难中的底层劳苦大众累死累活养不活一家老小，我看见过人力车夫饿倒在街头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再到繁华处，抢劫，偷窃的事就更多了，一次爷爷带我去买小面包，从面包店出来，突然背后跑过一个人，一把就从我手里将面包抢走了，抢面包的人一面逃跑一面啃面包，那情景谁也不肯去追他。

　　6岁上学，知道的事情就多些了，上学，最讨厌的事，就是不知道哪一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全校师生就要站到操场里，脱帽站队，面向正东方行三鞠躬礼，为什么？据说有时候是祈祝圣战早日得胜，有时候是遥祝天皇如何如何，最可怕是赶上雨天，就是大雨如注，也不能免了这场不人道的苦差事。

　　上学读书，小学课本是“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快来看太阳，太阳真好看”。根本不让你知道你是中国人。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学日文，唱日本歌，还记得有一支歌唱什么“旭日升放光明”，后面的词，不记得了，只记得回家之后淘气，把歌词改成“旭日升放光明，小学生肚子疼”，被母亲听见，还吓唬说：“当心日本人把你带走”。

　　被日本人带走，是什么情景呢？八年沦陷日本在天津搞了4次强化治安，每次强化治安都是伪警察领着日本兵按家按户查抄，一发现抗日书报，就要带走当家人，被带走的人，送进日本红帽衙门，有钱人家买通门路，能从红帽衙门领出一具尸体，没有门路，尸体也看不见，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的四舅父，在一家银行做事，一天特务闯进银行抓人，他看了特务一眼，特务们就将他带走了。晚上外婆家送来消息，说是舅父失踪了，各家亲戚一起找人打听，很是花了钱，“里面”传来消息，定好一天早晨去领人，夜半，大舅父来到天津红帽衙门后门，等了一会儿，后门果然开了一个缝，大舅父正要过去迎接的时候，从门里扔出一具尸体，然后“当”地一声，门关上了，门外地上扔着四舅父的尸体。

　　四舅父绝对不是抗日志士，只因为他看了日本特务一眼，便被抓进了红帽衙门，红帽衙门是不准活着出来的，能把尸体交给家人，已经就是买通关系了。

　　四舅父的遇难，使我懂得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多少年之后，几位日本学者来访，我带他们到天津原红帽衙门旧址，我对他们说，我的舅父就在这里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善良的日本学者在红帽衙门旧址前低头默哀，我想舅父在天之灵也应该为中国的强大而感到慰藉的。

　　不仅是家仇，沦陷时期的苦难景象，更是至今不忘。早晨去学校，路上总会看见冻死街头的尸体，真是吓得不敢再往前走。晚上读书，电灯一片昏黄，还要灯火管制，窗子都用厚厚的被子蒙上，灯泡也是特别制造的。周围一圈黑漆，只有灯泡底端玻璃是透明的，微弱的灯光投射下来，比窗外的月光还暗。

　　再至于生活上的感受，就更强烈了，大米是根本看不到的，粮食价钱一天三涨，普通人家能吃上杂合面，已经很不容易了。每天半夜，面铺门外就挤满了人，等着买玉米面，也不是都能买到，早来的人买到几斤，后面就只能买高粱面，杂合面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天津时期，许多青年离家出走，奔赶抗日前线，我家的八叔，一天恳求祖父允许他和同学去塘沽“郊游”，那时候“郊游”就是旅游的意思，祖父虽然估计到可能要出事，到底还是同意让他们去了。只是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八叔和一些年轻人从塘沽乘船投奔抗日部队去了。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一天解放军代表到家来，送来八叔给祖父写来的信，我们才知道八叔的去向。

　　沦陷八年，天津人无时无刻不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占领。每天晚上，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在家里，家长向孩子们进行“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育。再大些，母亲更给我们讲唐诗，唐诗的伟大在于让我们为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唐诗的伟大在于告诉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有高度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武力征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