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匪都市化的“三理”

　　媒体思想之鄢烈山专栏

　　“刀匪”是一个仿“刀客”的新词。“刀客”类似于“响马”、“胡子”，字面上比较委婉中性，不像“绿林好汉”那样语带褒奖，也不像“强盗”、“土匪”那样不掩憎恶。读传记可知“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刀客”出身，料想他也干过打家劫舍的营生，却有劫富济贫的侠义。

　　自古以来的“刀客”都是纵横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荒原大漠之中，传奇于戏剧、小说与故事里，寄托着人们对世事的不平或对“体制外”抗争的同情，当代武侠小说更将这类人理想化得炫人眼目。然而，如今的“刀客”却现身通都大邑，全是一帮嗜血的强盗、残忍的恶贼，只能名之曰“刀匪”。

　　古时的“刀客”占地为王，只要你肯“留下买路财”就会让你“从此山过”；如今的刀匪，动辄砍手砍头，抢钱又夺命。古时的“刀客”劫的是达官贵人的“生辰纲”、巨商豪贾的车队马队；如今的刀匪，多挑落单的弱女子、步行的底层人实施抢劫。古时的刀客，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今的刀匪，有奶便是娘，不给钱就拔刀。广州警方正在开展“剑兰”行动，打击“两抢”的“飞车党”、“砍手党”；那些抢夺、抢劫的刀匪，无异于出没于水泥森林中的恶魔。河北定州电厂征地血案中，见村民就砍的刀匪，就是肇事方从北京雇来的一伙没人性的冷血动物。

　　刀匪缘何“都市化”了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笔者想到的大致有三点。

　　一是从地理上讲，“江湖”、“绿林”里已无刀匪啸聚的地盘，也无他们打劫的财源。达官贵人、豪商大贾坐了飞机、专列或包厢，有钱人进了城市，匪徒们占山占水驰骋乡野又有什么用？“阿星”身边那些找工无着又不甘心回乡受穷铤而走险做“砍手党”的人，他们一心想混在都市，但他们的技能与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伺机打劫普通市民谋财。

　　二是从心理上讲，当下的社会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暴戾之气。1996年我曾在4月19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反暴戾》的文章。那时候还只是一种隐忧，而今刺鼻的是一股血腥味。从市井到校园，从民间到官场，每天都可以读到听到几起拔刀相向的社会新闻。比如8月4日:各报说，“超级女声”大赛评委柯以敏，鉴于另一评委黑楠遭枪袭，出于人身安全考虑，宣布退出此项活动；《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报道《一华侨说怀着“恐惧”心情离开北海》；《新民周刊》报道，武汉市有“东方神手”美誉的“泥人李”四弟兄，被无证强拆民房者召来的一伙杀手在闹市区香港路砍伤……

　　三是从社会治理来看，一些政治精英的黑道化是刀匪横行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当承认，所谓新“三大差别(城乡、贫富、地区)”造成了一些“绝望”人群，酿就了一些人的反社会心理，需要标本兼治，尽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任何刀匪的法外放纵。但是，更严重的是某些有权有势的政治精英特别是掌握着司法权的官员，他们本身黑白不分，更使我们的都市变成了横暴逞强的“丛林”。据新华社消息，河南郾师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庆华日前已被停职接受调查，据称是其要求安排“小姐”被拒，叫来十几名男子打砸娱乐城，见人就砍，见物就砸。试想，在李长河、周其东、曾新民、刘克明、于丁等等腐败的政法委书记当道期间，在他们的地盘上人们还能指望法律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吗？没有正义、公道，恃强凌弱、拔刀相向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没有公共秩序就不成其为一个社会。历史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论证说，土匪头子在他的辖区也是要讲规则(“法纪”)的，这是他考量统治的成本收益后的必然选择。毫无疑问，不能容忍刀匪在我们的生活中横行无忌。如何消灭刀匪及他们孳生的土壤，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要讲，只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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