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重庆民企接班时代

　　“富一代”与“富二代”是民营经济起步较早的江浙一带近期的热词，特指中国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和直系继承人。但在私营经济正蓬勃发展的重庆，这词还很新。

　　据全国工商联最近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去年，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60%，吸纳就业人口上亿。在重庆，个体私营经济去年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达45.4%，其中多达六七万户的私营企业贡献突出，并日益成为推动重庆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

　　岁月霜刀难以逃避，雄图犹在、壮心不已的重庆“创富一代”已开始将接班问题郑重纳入考虑视线：接班质量好坏，攸关企业未来，事关社会发展。

　　当换帅潮流已抵岸界，重庆民企新掌门或准少帅的群体到底有多大？状况又如何？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与父辈的交接故事是否精彩？

　　优劣相较，强弱有别，真有先天的不足和欠缺难以逾越吗？“富二代”们应该如何取长补短，再振企业声望，继续父辈辉煌？

　　自古“富不过三代”魔咒“死穴”何在？当家族式管理体制面临变革考验，重庆“富二代”有何考量？他们准备好了吗？

　　带着诸多好奇、探究、追问和质疑，克服了多位民企两代人因为安全性、隐私性、子女情况不尽人意等问题带来的种种顾虑与拒绝，经过本刊记者历时一月坚持不懈的追踪采访，这组独家深度报道今天终于与你见面。

　　重庆“富二代”尊容渐显

　　民企接班时代已经到来

　　众所周知，重庆的私营经济与全中国的一样，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那时候，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感召下，奔着先富起来的强烈愿望和目标，一大帮重庆哥子重庆姐儿率先涉足商海，从街头巷尾的练摊设点和小修小补开始，历经20多年的艰难困苦，奋发作为，终于以创业者的鲜明姿态在这场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圈定了自己财富疆域的版图。据重庆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秘书长张锟介绍：截至2004年，我市共有私营企业6.8万户，注册资本880.92亿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23.64%和26.17%，且二者（即私企户数和注册资本）连续7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又据市工商局最新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市私企经济发展继续凯歌高奏，全市上半年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达7518户，新增注册资金达75.75亿元。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批有规模的私营企业也脱颖而出——截至上月初，有11902户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达到了100—500万元，2642户达到了500—1000万元，而注册资金在1000万以上、1亿元以下的为1517户，更有39户超过亿元！

　　站在社会发展和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审视这一连串数字，它们不只是意味着我市私营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的成功，也意味着成功背后非凡的付出与巨大的财富。而他们中顶级成功者的名字如尹明善、左宗申、孙甚林、蒋业华、涂建华等，也开始频频出现在世界权威财富排行榜中，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精英。

　　“如果以百万元作为最基础的量级，重庆的财富群体数量已比较可观，”张锟秘书长就此分析，“亿万富豪是站在财富金字塔塔尖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比较，重庆顶尖级富豪数量并不占优，但在100万元到1000万元这个‘级别’，重庆却拥有较庞大的群体。”而这些重庆的富人们又主要集中分布在摩托车制造、房地产开发、餐饮和机械加工制造等行业，这是由于重庆有大工业的基础，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同时近年来，私营经济中的IT产业、生物制药、生态农业等也在崛起。

　　但是，无论这一代创业者是如何的雄图犹在、壮心不已，岁月无处不在的霜刀毕竟谁都难以逃避。张锟感叹说：“作为创业成功的第一代，那些在40岁左右起步的，目前都临近正常的‘退休’年龄，选择和培养接班人，已经是一个他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父辈病故等特殊原因，重庆民营企业的第二代掌门人或准接班人，也开始以新鲜的面目，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

　　在这个问题上，称得上重庆个体私营经济重要发源地的渝中区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对此十分熟悉并颇有思考的该区个私协会秘书长崔廷和向记者介绍说：“虽然不像私营经济发展更早一些的江浙一带那么现实和紧迫，但重庆民营企业的交接班问题的确已经显露苗头。但这种交接班更多是处于子女开始进入企业管理层，正在接受创业父辈传帮带的过程中。像巨能集团、魏家文现代办公设备公司那样已由子女一代完全‘掌权’的仅仅只是很少数，这是因为个私经济从出现到发展总共也只有20多年时间，特别是在重庆，真正形成个体私营企业的也只有10—12年的时间，真正发展较快的也就最近8年左右。”他举例说，在渝中区，属于这种交接情况的就有明月皮鞋有限公司、互邦实业公司、廖老大海鲜公司、重庆名媛职业服饰公司等，而在全市范围内，重庆三九火锅底料厂、重庆瀛丹物业集团、苏大姐餐饮公司等的交接班状况，也属此类。

　　当我们在一定距离处整体观察这批生龙活虎、做得有声有色的“富二代”时，如果说这是重庆民营企业少壮派的前期亮相，并不为过。他们的出现，注定将给重庆的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某种改变和更多新鲜的东西。重庆民企接班时代，已经来临。

　　创业难守业更难

　　接班人培养充满苦心

　　在此次采访中，记者一直想弄清一个基本的相关问题：目前在重庆的7万多家民营企业中，到底有多少家即将或者已经面临重要的传承问题？已经成为或有资格将要成为自己企业接班人的，到底是多大一个群体？最终记者得到的一个几乎众口一词的回答是：因为种种原因，从来没有一个起码的统计。只是可资参照的是，据国际投资银行美林集团统计，在中国现有的30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80%以上。如果按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在眼前直至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有资格接受这些财富和权力的大有人在。重庆应该同理。

　　据有关统计资料，在我国，民企传承一般有几种类型：一是子承父业型；二是与父辈一起创业型；三是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型，即聘请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企业，即使后代也只接受父辈留下的财富却不参与企业管理；四是管理团队型。这几种类型在重庆都找得到相应的例子，如子承父业的巨能集团，与父辈一起创业起家的魏家文公司，再比如两权分离的重庆江州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是聘请职业能人当“正职”总经理，管理团队型典型的正如重庆小天鹅集团，目前该投资控股集团的董事会中，有4名副总裁是从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中提拔上来的，此举让董事会决策从原来的个人决策变成了集体决策。当然，据记者了解，在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中，因种种主客观因素已经或必将选择第一种传承类型的肯定居多。

　　中国自古有句俗话“创业难守业更难”，中国的“民企二代”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面考验。

　　但另一方面，作为“富二代”们从小在教育培养方面的主导者，民企“创富一代”的考量与作为首先尤其重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的第一批“试水者”，中国包括重庆的民企创业者们大都是从草根向富裕过渡的先锋军，在历经了创业过程中的无数坎坷与曲折、痛苦与失败之后，对他们而言，教训与经验一样刻骨铭心。正因为如此，对于可能继承巨额财富并拥有企业全方位决策权的自己的后代们，他们必定寄托了太多的期望，也有着太多的忧虑或担心，因此后代的教育培养问题均被他们列为头等大事。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在经过大量的事例研究后曾指出：“中国的富豪们目前在忙三件事，一是发展企业；二是与政府打交道；三是教育孩子。即使是很年轻的老板，也把培养孩子提上了议事日程，而80%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那么，在这个权力与财富交接已经开始的十字路口，创业父辈的期待与努力何在？后代的能力、魄力与见识能够担当企业传承的重任吗？

　　“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富二代’，父母的疏忽溺爱甚至放纵，都将造成整个家族的危机。所以不少富商都选择当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就送出国求学，然后再进国外的名牌大学深造。也有企业家采取内部培养的方式，让子女跟在自己身边‘传帮带’，或给子女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让其管理，这几乎成为国内企业培养接班人的两大模式。”有关专家谈到。

　　重庆宗申集团董事长左宗申的女儿左颖，其成长经历就很典型：早先在市内一所“贵族”寄宿制私立学校就读，初中后被送到美国迈阿密求学至今。左宗申特别喜欢这个乖巧的女儿，2004年公布的宗申动力年报披露，宗申动力控股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0%，左颖持有50%，左宗申夫人袁德秀持有10%。这种股权结构表明：23岁的左颖已正式成为上市公司——宗申动力的实际控股人。

　　40多岁方才下海创业的重庆三九火锅底料厂董事长周英明与记者聊起这一话题时,充满一位父辈的责任感和良苦用心。他说，如果不是党的再就业富民政策的感召及其带来的机遇，就不会有他这个下岗工人的今天，也不会有他们企业的发展和繁荣。但岁月不饶人，他一人多年经理、厂长、董事长、技术员、采购员、推销员一肩挑的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几年前，他就在考虑企业的接班人问题，但唯一的独生女儿周冬梅开始却并不想从她工作的印刷厂“出来”：“女儿有顾虑，一是觉得自己年纪不轻，孩子又小，自己又缺乏专业知识，怕挑不起这个担子。女婿也心疼迁就她。为了说服他们两个，我是反复动员鼓励，大事小事都与他们商量，听取意见，逐步放权，增强她的信心。”最终女儿还是心疼父亲的，看到父亲太辛苦，前两年又大病了一场，终于鼓足勇气承担起这份责任。现在，他们家女儿是总经理，女婿是厂长，团结的力量肯定是巨大的，眼见得他们在九龙园区征地50亩、投资6000多万元兴建的西南地区最大的调味品生产基地已近完工，年底就将投产，看到孩子们逐渐上路和成熟，周英明显得十分欣慰。

　　在群英荟萃的重庆火锅餐饮业，“苏大姐”火锅创始人苏兴蓉对接班人的培养也颇为用心。苏兴蓉从下岗女工到如今闻名全国的餐饮企业家，十多年风雨一路走来，已到了安享晚年的岁数。为了最终放心地把企业交到两个漂亮能干的女儿手中，苏兴蓉对她们没有丝毫溺爱，不仅让大女儿向文利在自家基层火锅店干了四五年，享受和其他员工一样的待遇，小女儿向苏去年从重大贸发学院毕业后，也在基层实习了大半年时间。她们迟到了或是工作没做好，都会受到严厉批评，没有丝毫“特权”。眼下，向文利已接任苏大姐餐饮文化公司总经理，小女儿也被提拔为公司市场部经理，工作都干得有板有眼。但苏兴蓉并不就此满足，时常告诫女儿们要立大业成大器，就要学会感恩，不仅要爱家人、爱企业，还要积极回报社会。有了这种挚爱和责任感，企业才会生生不息。

　　财富是把双刃剑

　　先天后天的不足与眷顾

　　其实，面对企业接班人的整体状况，民营企业的创业者们在子女的教育培养上较为普遍的苦心和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在重庆，一直有两个每每为人扼腕说道的有关例子。一是小米市“胖子妈火锅”的创始人别祖玉，上世纪80年代初靠卖掉家里的三门衣柜所得的8元钱做本钱卖凉粉起家，却因忙于生意疏于管教子女，眼见得儿子从挥霍钱财开始最终走上吸毒歧途却无能为力，最后心力交瘁的别祖玉只有放弃经营，远走他乡，一代名火锅由此凋落。

　　其二就是重庆三耳集团的接班人问题，其总裁聂赣如因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这位已是60多岁的中国火锅博物馆创办人此前在接受国内某媒体采访时曾说：“在儿子的问题上我很失败。”他前些年一心扑在企业上，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结果大儿子吸毒进了戒毒所；二儿子读书不努力，对企业管理也不感兴趣；唯一的小女儿因目前年纪尚小，能否成为接班人更是难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对记者感叹：“重庆有钱人多，躺在父母创造的家业上，他们的后代从小就理所当然地享受着高档的东西，对做企业的艰辛了解很少。”另一知情人士也坦率告诉记者：重庆“富二代”中存在的“不争气”其实与全中国抑或全世界“不争气”的富家子弟并没什么两样，不外乎是以奢华享乐、不思进取为特征，如果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它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必然就是无法承受挫折，不能像父辈一样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也易安于现状，缺乏生存危机，缺乏实战经验，更缺乏成长为新一代企业家应有的责任感、胸襟和远见卓识。

　　但正如上文所说，财富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把“富二代”们诱向可能的歧路之时，也有力地支撑着他们良好的成长和发展。作为一种并非多数人拥有的宝贵的社会资源，财富仿佛为“富二代”们铺就了一条金子般的光辉大道。这种资源的自然承继不仅使得他们在接受教育的环境、条件及其知识、素养、能力方面远远领先，而且更让他们具备了与父辈不一样的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以及宝贵的锐气。浙江大学专门的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此前对中国“民企二代”的整体竞争力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说：“企业家家族容易出现更多的企业家，家庭内部积极创业的氛围、教育甚至遗传基因都会起作用，随着财富的传承，管理经验也同时得到了传承，只要企业的生存环境适宜，竞争有序，‘富二代’们完全有可能全面超越父辈。”

　　看来，得益于如此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双重眷顾，“民企二代”的“出路”理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这对有志接手企业并力图有更大发展的他们来说，必定也是一种更加巨大的压力。但能否将这种压力转换为动力，正是他们能否走向成功的重要分野。“富不过三代”魔咒高悬家族式管理面临挑战与改变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是中国古典戏曲《桃花扇》里的名句。家族勃兴忽衰，“富不过三代”的“财富诅咒”阴影就像这段名句的余音一样，一再影响着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延续。而它所真正蕴涵的，正是对企业财富和权力传承是否能真正取得成功并持续下去的一种质疑。

　　放眼全球，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对家族企业而言，约有70%未能传到下一代。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3％的家族生意能够成功地被第三和第四代继承。有关专家还指出，具体到中国，情况可能更糟，大约只有5％左右的企业能够“熬”到第三代。面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竞争，在“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下，今天的民企老总们在选择继承人时开始有所举棋不定：企业传承，该是“世袭”还是“禅让”？！

　　对于“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每每为专家所垢病的首推传统的“败家”行为。其源导又可以直接深掘到财富拥有者对财富的观念，因为不同的财富观必然带来不同的行为和结果。眼下的这批中国“富人”，其财富大都只关乎两代，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对过去的工商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几乎销声匿迹，因此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民营企业都完全是崭新的，财富也是崭新的。不少事实表明，对于“富一代”来说，创富肯定首先是因为对财富及其带来的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不用回避，但一路从底层起步、从零开始的艰难困苦的创业经历，使得这第一代创富者的大多数即使偶尔挥霍也具有一种自然的道德反省和自我约束力，以维护来之不易的财富。同时，也正因创富的不易，他们往往对财富有着更客观全面的认识。重庆小天鹅集团董事局主席廖长光就不无真诚地告诉记者：“在当今社会，也许1万、10万意味着温饱，100万意味着小康，但几千万、上亿就只是数据了，因为一个人的消费或对财富的享受毕竟是有限度的，财富在某个层面时或许对个人是很有意义的，但超越这个层面时，它就是社会的了。”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民企业主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强烈和明显。如记者采访的小天鹅集团、重庆瀛丹物业公司、三九火锅底料、苏大姐火锅、魏家文办公设备公司、明月皮鞋公司等民营企业，都无一不以积极解决就业、支援灾区、热心赞助公益文化事业等方式回报社会。

　　而对于“富二代”来说，因为财富于他们而言往往是唾手可得，也因为父辈的慷慨给予，“财富”二字于他们的确容易被等同于身份和地位，奢侈与享受，因此肆意炫富挥霍以至败坏家业的悲剧才会不断上演。但富于理想和追求，或有过挥霍教训的“富二代”，也在逐渐懂得承袭的财富更是一种压力和责任。正如令小天鹅集团廖长光、何永智夫妇倍感骄傲的独生女廖韦佳谈到的“我终于意识到父母财富的意义就是给我将来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平台”，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因为财富的奠基，他们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他们可以实现更高远的梦想，体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也理应为企业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除了传统的“败家”行为外，“富不过三代”在深层次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袭传统的家族式管理体制，虽然它的普遍存在有其客观原因。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秘书长张锟及服务联络部长朱元福均对记者谈到，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因为具有决策灵活、沟通便捷、忠诚度高、利于企业稳定等好处，在前些年有关法制环境尚不完善，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直至目前，仍然是适合重庆经济发展状况的最经济便捷的管理办法。当然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比如在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管理决策的合理性程度等方面，都会给企业发展带来障碍。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要在未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更大发展，要参与日益国际和全球化的经济竞争，逐渐改变家族式管理，大力引进职业经理人才，建立一套规范的、符合企业实际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走出父辈依靠政策与个人魅力发家的经验时代，在充满变数的竞争中完成向现代企业治理的转型，“富二代”们可谓重任在肩。

　　记者在采访中已经感受到已然接班的重庆民企少壮派们为此的努力和行动。重庆巨能ABS集团董事长甘时勇即以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告诉记者，短短20多年中国民营经济已走过三个发展阶段，从“莽夫”到能人再到知识经济，中国企业家才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作为现代知识型的企业管理者，他们前方的目标十分清晰，他们比起自己的父辈更加注重现代企业竞争的发展战略，也开始懂得经营品牌和资本运作。他相信到了他们这代既懂做形象又懂高精尖的“民企二代”，一定会取得无愧于前人和社会的业绩。

　　记者 陶青 钟斌 李明刚网络编辑：翁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