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长勇
报载，湖南一副市长余斌在任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9.5万元，违法所得10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余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干部受贿案，却引起了激烈的观点交锋。就此条新闻，某网站调查了29873网民，其中竟有66.33%的人认为余的行为是“受贿济贫”，不应构成受贿罪。有人甚至认为“余斌是现实环境下的大清官”，等等。这些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何支配受贿所得”与“受贿”并非同一概念。打个比喻，一个人持刀抢劫后，把赃款给乞丐买了包子，我们能说此人没有犯罪吗？同样的，余用收贿的钱“济贫”还是胡吃海喝，并不影响他犯罪的事实。理解这点不难，笔者不解的是：一个受贿者何以成了“悲情人物”？
对余斌的同情，反映了一些群众对腐败的“耐受力”在提高。近些年，干部腐败案被一件件曝光，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元，时间长了，有些群众也就见多不怪。有些人觉得，与那些“硕鼠”相比，余斌是小巫见大巫，“就算好的了”。而且，余作为副市长，每年的公务开销额度仅有1万元，有“不得已而收贿”的意思，似乎值得“同情”。
少数人对余斌的同情，也建立在另一个“心理基础”之上，那就是：绝大多数贪官都是富而不仁的，他们攫取人民钱财后，包二奶、逛赌场，觥筹交错，尽情挥霍。余斌虽也受贿，却有“济贫”之举，与人们印象中的贪官甚为不同。这么一比，余斌“劫富济贫”的形象就盖过了他受贿的本质，成了“特殊的受贿者”，有了被某些人同情的理由。
总而言之，余斌身上不应有的“悲情色彩”，来自少数人对“小贪”与“大贪”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太过情绪化，全无道理。因为，一切受贿行为，只有数量上的区别，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值得同情，更不应被原谅。而且，受贿是以公权换取私利的行为，会造成国家、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试问，如果余斌受贿后成就了一个“豆腐渣工程”，人们还会如此“大度”地原谅他吗？
让贪官成为“过街老鼠”，这是夺取反腐败斗争最终胜利必须有的社会氛围。余斌案引起的争论表明，这种正义的氛围，时下仍然缺失。这，才是最应该引起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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