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和大庆是历史的缩影

　　虽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已经成为了远去的历史，甚至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两个词语的意思，但做历史研究的宋连生却依然觉得那段历史值得关注。近日，宋连生的两本书《农业学大寨始末》和《工业学大庆始末》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书用翔实的资料再现了那个历史阶段的面貌。宋连生告诉我们，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是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宋连生大学教师，致力于史学研究20余年，出版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抗美援朝再回首》等著作。

　　不知道读者是否能理解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搞经济建设，不能搞成群众运动，不能只注重形式。

　　新京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对现在很多人来说都已经很陌生了，那你为什么还会去关注这段远去的历史呢？

　　宋连生：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农村下乡，当时农村正在如火如荼地搞“学大寨”运动，农民们天天高举红旗，也搞计工分。后来，我又到了工厂上班，我所在那个班还是“学大庆”的先进班。所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在那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我上大学时，又学的是中共党史，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其影响如此之大，波及到全国那么多的地方，但却没有书籍对这方面做过完整的梳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新京报：但是，关注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少了，你觉得它对于现实有意义吗？

　　宋连生：的确现在很少有人会关注它，但我们又应当关注它，因为它曾经在历史上有过那么大的影响，回顾那段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比如，当时在国家很穷的状况下，却能做成对于现在仍然很有影响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这其中精神的东西就很重要。而这段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搞经济建设，不能搞成群众运动，不能只注重形式。我希望在书中能够体现这些经验和教训，鉴往能够知来。但是读者能不能够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寨人现在还怀念那段历史

　　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寨人对那段经历还是很怀念的。在大庆怀念的人则很少。

　　新京报：在写这两本书之前，你是否做过一些实地调查？

　　宋连生：因为我在石家庄，离大寨很近，所以我去过很多次大寨。我去当地找过一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当事人聊天，也找过一些大寨的普通人及现在的年轻人聊天。而大庆我也曾经在暑假期间去住过较长一段时间。通过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我能更多地了解一些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

　　新京报：但是人的回忆总是不太可靠，会存在一些美化或者夸大的成分，这对于你还原真实的历史有利吗？

　　宋连生：是的，你说得很对。我本人也是做历史研究的，对于口述历史这样的东西还是一直很慎重的。在书中，我真正直接拿当事人的回忆来作为历史材料很少，和他们聊天，我更多地是想知道他们在面对这段历史时是怎样一种心态。真正的资料实际上更多来源于当时的报刊，以及公开发表过的一些材料。

　　新京报：那么现在大寨和大庆当地人是怎么看待那段历史的？

　　宋连生：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在大庆，民间讨论这段历史的人很少，年轻人基本上不会谈论这个事情。而在大寨就不一样，因为他们把这段历史用来搞旅游，这已经和他们发展当地经济有了关系，所以当地的人都对此津津乐道。就我了解，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和做史学研究的人观点不太一样，他们对那段经历还是很怀念的。在大庆怀念的人则很少，很多关于这段历史的文章实际上都是市委、当地宣传部等一些部门组织人写的。

　　当时的消极影响特别大

　　大寨和大庆的经历就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任何一个历史变化在当时的大寨和大庆都能够得到反映。

　　新京报：大寨和大庆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从最初的一味赞扬接受，再到后来的被批判。尤其是大寨所遭受的否定更多，它们的命运和中国的历史发展好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宋连生：大寨和大庆的经历就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任何一个历史变化在当时的大寨和大庆都能够得到反映。大寨相比大庆来说，经历过更多的变动，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后期大寨所遭受到的否定，也是大庆所不曾有的。

　　所以这也成为现在的大寨人愿意去谈论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希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到那段历史后期，大庆的形式主义东西很多，但消极影响似乎也还不如大寨明显。

　　新京报：消极的影响具体是指什么？

　　宋连生：总的来说，极左思想表现得太明显。当时强调所有制要改变，搞“穷过渡”。特别是在生产资料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段过程中，极左思想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大寨，当时就提出：“一年一个新套头”，搞黄土搬家，人造平原，形式主义的东西做得太多了。这种极左的东西可以说消极影响特别大。

　　形式主义要不得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寨和大庆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可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克服那种形式主义。

　　新京报：在当时，“大寨”和“大庆”都被塑造成了典型，全国都在学习它们。这种做法当然有当时历史的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好像也不陌生。

　　宋连生：可以说这就是极端化的一个表现。当一个东西被塑造成为典型之后，它就变得完美无缺了，其消极方面就往往被人忽略。这样的事情，这种极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掉，形式主义的东西好像也还一直存在着。

　　新京报：陈永贵是大寨这段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在大庆也存在这样的领导式人物。你觉得他们这些人对当时那段历史起着怎样的作用？

　　宋连生：陈永贵确实是大寨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虽然他本身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劳动模范，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又因为他文化水平较低，所以最后大寨走上极左的路线，他也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陈永贵本人也是承认这一点的。说到底，他就是不应该去坐不适合自己的位置，做了国家副总理。

　　新京报：可不可以说导致大寨和陈永贵最后结局的其实还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

　　宋连生：是的。

　　新京报：那么通过这段历史你想告诉读者什么？

　　宋连生：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寨和大庆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可贵，虽然说起来很老土，但它却是我们现在不应该忘记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克服那种形式主义，历史告诉我们，形式主义要不得。还有，我们不要搞运动，现在可能不叫运动了，总之就是类似的活动。

　　本报记者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