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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只有3万元:律师时福茂为农民工请命不收一分钱(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0日17:39 公益时报
  “我跟你说,时律师是一个特好的人!他态度很好,脾气也特好,光是为了做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大热天的他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劳动局!就这样,他都不收我们一分钱!”

  坐在记者面前为“时律师”大唱赞歌的,是一位进京务工的农村妇女。4个月前,她15岁的女儿在一家黑作坊干活,被机器绞掉了两个手指和半个手掌。她和丈夫卖了房,并贷款打官司,钱花光了官司却不了了之。7月上旬,走投无路的母女找到丰台法律援助中心,认识了时福茂律师,开始了一场“不收钱”的官司。

  8月6日傍晚,记者在北京市青少年
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见到了这位“特好”的时律师,瘦削,穿着普通的T恤和拖鞋,脸上挂着憨憨的笑容。一见面还没容记者开口,他就满脸歉意地说:“不好意思,今天我找人来装修‘农民工维权部’办公室,早上这边下大雨,路上水多,我们就穿成这样了。”

  “我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没人肯做的援助案”

  今年31岁的时福茂长久以来的理想就是做律师。刚开始,他并没有立志做一个援助律师。但是,质朴的本性和骨子里的善良让他走上了法律援助的道路。“我每年大概做40个到60个案子,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援助案。同行都很奇怪,我每年办的案很多,但是总收不来律师费。其实我这个人心软,如果委托人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就张不开口要钱。我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没人肯做的援助案。”

  1999年4月22日,时福茂领到律师资格证后,一位老律师给了他一个案子。这是一起联营纠纷,一方是私营企业板厂,一方是国有企业食品公司。双方商定前者出厂房、后者出设备和工人,结果后者觉得前景不好,带检察机关运走了第一批货后便自行结束合作,双方的磨擦自此产生。

  1994年,双方将纠纷诉至法院,此案一审法院判决、二审法院发还,如此像皮球一样被踢了5年仍无结果。时福茂知道接这个案子吃力不赚钱,但他还是“权当练手”接受委托,全力以赴地调查取证、上诉。其间,时福茂不断遭到发还重审的待遇,做了两年也无结果。

  时福茂并不气馁,他以《发还重审应有次数限制》为题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及《法制日报》乃至司法界的关注。为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批评了审理该案的两级法院的错误做法。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2年7月31日作出《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限定同一民事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

  这件事,招致了个别法官的憎恨,也有一些朋友劝他说话办事要注意后果,但他的正义感和公正心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时福茂也与委托方成为好朋友。

  “遇上就是一种缘分”

  时福茂认为法律援助是实现自我的过程,他说:“寻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不是天天碰上,遇上就是一种缘分,我们应该倾力相助。”

  1998年3月,16岁的张立飒经人介绍到河北邢台某造纸厂上班。厂方既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对其进行任何培训,就将张立飒安排到卷纸车间工作。正式上班的第12天,张立飒的右小臂被卷入机器,造成右小臂缺失,经河北省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张立飒的伤为四级伤残。事故发生后,用人单位除了支付其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以外,拒付张立飒的其他损失。用人单位在当地有一定势力,案外因素极其复杂。但时福茂还是接手此案并为小张提供了援助。2000年12月26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河北邢台康达造纸厂一次性赔偿张立飒工伤津贴、伤残补助费、抚恤金等各项损失(除医疗费)计163574.41元。

  2004年7月,时福茂受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的邀请,放弃原来的诉讼业务,并辞去河北君合欣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到北京市丰台区做了一名专职援助律师。从今年7月起,他根据中心工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工维权领域。时福茂曾代理一起172名农民工索要劳动报酬案,追回了十余万元工资。“这个案子属集体诉讼,工作量很大,但出于同情心,我还是向所主任请示后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我有时穷得交不起手机费”

  据统计,2004年,北京市从业律师年均收入为40万元。但入行已经6年的时福茂现在年收入仅3万元左右。对他来说,如果现在河北上学的儿子想转到北京读书,光是1.5万元的赞助费他都负担不起。

  生活清贫的时福茂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悔意。他说:“因为收费少,有时甚至不能及时交纳手机费而被停机。有些同事很不理解,他们说你总是可怜别人,谁能可怜你呢?我认为我并不是在可怜弱者,而是在履行作为律师的一项法定义务,只不过比别人做得多一点点而已。”顿了顿,他又说:“我们决不能掉到‘钱眼儿’里。律师必须做到一不畏权、二不怕势、三不求名、四不图利。我自认为这几点我都做到了。”

  说到今后的人生规划,时福茂告诉记者,他非常赞同中国著名律师佟丽华曾经说过的一句活:“个案法律援助只能保护几个未成年人,但完善的立法却能保护成千上万的未成年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功底,他从2003年起就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在职研究生。他的同事包威是时福茂读在职研究生期间的同学,他告诉记者,“我就是受时律师的影响,才下定决心从黑龙江辞职到北京来做专职援助律师的。我们确实不富裕,但是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工作都很支持,那态度比对收费律师好得多。”
年收入只有3万元:律师时福茂为农民工请命不收一分钱(图)
作者:程芬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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