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6日夜，一个100多人的群体，分成4批，从人民广场旁边的五卅纪念碑出发，“暴走”夜上海。出发前，素未谋面的朋友们彼此呼唤着网络上熟悉的称呼，亲热得就像昨天刚见过。9时28分，大家唧唧喳喳上路了，南京路的热闹很快被抛在身后，拐进福州路，城市突然变得安静，夜色把夜行的人群隔离在喧嚣之外，前一天从北方吹来的冷空气、凌晨室外二三摄氏度的低温也没有冲击大家的热情。行程30公里，总耗时8小时（《夜色“11”路》，《生活周刊》画报版，2004年3月11日）。
2004年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上海高校学生中流传着一则“用油条像金条等来形容食堂菜价贵，号召同学们‘3.15’这天中午罢餐”的短信，很多大学生收到短信并予转发。最后，这一事件在有关部门努力下，得到平息和解决。但2003年12月11日广州市南华工商学院黄埔校区“成功”举行的罢餐活动，通过手机短信发动后，应有1000人吃饭的食堂，只有10来人就餐，并坚持了几天，后来还有类似“做得很好，坚持到底，坚持一个星期（请相互转发）”的鼓励短信（东北网www.northeast.com.cn，2003年12月15日）。2004年，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手机短信联络集体上访的现象。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快闪暴走”现象在上海已初显端倪。两事件都是利用网络、手机短信等现代化手段相互沟通、串联，参与者都是特定族群：前一事件的参与者都是对上海怀有深深感情，希望通过“暴走”实现拥抱城市，寻求“你有多久没感动了？有多久没在城市的月光下行走？”之情感的特定族群；后一事件的参与者是对食堂饭菜质量不满的大学生。并且两者都做出了实际行动：前一个形成了一个参与者众、耗时长、令人不可思议的“夜行上海”的行动；后一事件虽然最终没有发展成为集体行动，但众多大学生参与转发短信，表明统一行动有民意基础。这两个事件都已具备了“快闪暴走族”的特征。
根据上海团市委和东方网联合的网上调查显示：32个被调查对象中，听说过“快闪暴走族”的有25人，占78%；在对“快闪暴走族”行为的描述中（复选题），认为“无聊”的占47%，认为“空虚”的占41%，认为“前卫”的占33%，认为“酷”的占25%，认为“帅呆”的占6%，认为“傻”的占7%。如果上海有网友发起类似行动，50%的人表示愿意参加。针对“如果任由‘快闪暴走族’发展下去，他们的行为会发展成为什么？”（复选题）的调查显示，认为“可发展为暴力行为”的占16%，认为“是公民表达政治观点的一种途径”的占13%，认为“仅仅是恶作剧而已的”占34%，认为“是网友聚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将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为33%。
调研表明，“快闪暴走”现象已在青年群体、尤其在网络青年群体中拥有很高的知晓度，并有较高比例的青年愿意参加“快闪暴走”活动，这值得关注。
（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