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谈赵树理

　　《风雨回眸》可能是文井先生最后一本书，1999年武汉出版社版，为曾卓先生主编的“跋涉者文丛”第一辑的第一种。

　　书中有一篇《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记他与赵树理的相识、共事、交往，包括老赵就农民的疾苦和农村经济问题向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而挨批的大事，更多是从日常生活见性情，把老赵才情、寂寞、爱好、执着、憨厚都写出来了。也记了一件难以想像的事：

　　“1953年夏天有个黄昏，我听见老赵唉声叹气从院子里经过，嗓门特大，情况显然异常。等我赶出去，他已经左右开弓，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来。我跟随他到了他那间北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回答，一边自打耳光，一边哭出声来：‘儿子呵！爸爸对不起你。只怪你爸爸不争气，没有面子……’

　　“原来他是为儿子上学的事生气。这年秋天，北京市可以容许学生住宿的重点小学‘育才’小学有两个名额分配给‘作协’。当时‘作协’该入学的孩子不少，暗中竞争很激烈。老赵也为自己那个男孩争取过。让孩子住了校，自己可以省很多事。好像那时他还没有把全家搬到北京来，没有管家务管孩子。竞争的结果，老赵自然归于失败者的行列中。许多话，老赵又不愿意明说，在气头上，他就采取了农村妇女通行的那种自我发泄方式。”

　　在同一篇回忆文章里，文井提供了当时的一些背景。1953年，他和老赵同时迁入东总布胡同46号（现在叫60号），因过去是制酱作坊，人称“大酱缸”。文井说，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

　　文井说，当时作协的“官儿们”一般都是30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在“四十六号”第三进院子北屋给他分配了一间房子，这已经算是特殊待遇了。

　　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在作协系统工作，无论平时或运动时期，我看作协都限于场面上的人和事，文井先生对那时作协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描绘，有点出我意外，但再一想，只是我少见多怪。

　　老赵在儿子上学这事上不如意，但60年代他让女儿不升学而去学理发，却曾受到过表扬。当时号召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马烽写的《韩梅梅》，不但登报，还选入课本，就是写一个小学女生投笔养猪的故事。女儿当然要听爸爸的，老赵为什么不让女儿接着上学，是单纯的响应号召，还是也认为（体力）劳动至上，抑或有感于某些圈子里人际关系之难处，希望女儿另寻一块天地？

　　巴金又不一样，他大约希望孩子升学。60年代某一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中有一条上海记者写的消息，说巴金阻拦女儿下乡云云。巴金自己怕是不知道的。

　　随手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诗，不知坐实巴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这件事，后来在“文革”中的批斗会上是否也曾提出来，不过，巴金“罪行”太多，这一条算不上了吧？